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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诗人写作史之十首精品展读|梁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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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梁平:写诗,写散文随笔,兼及评论和小说。编过刊物《红岩》《星星》,还在编《青年作家》《草堂》。著有诗集10种,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和长篇小说《朝天门》。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


精品展读

●隔空

很南的南方,
与西南构成一个死角。
我不喜欢北方,所以北方的雨雪与雾霾,
胡同与四合庭院,冰糖葫芦,
与我没有关系,没有惦记。
而珠江的三角,每个角都是死角,
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动。
就像蛰伏的海龟,在礁石的缝隙里与世隔绝,
深居简出。
我居然能够隔空看见这个死角,
与我的起承转合如此匹配,
水系饱满,草木欣荣。

2018·1·13


●盲点

面对万紫千红,
找不到我的那一款颜色。
形形色色的身份,留下一张身份证。
阅人无数,好看不好看,有瓜葛没瓜葛,
男人女人或者不男不女的人,
都只能读一个脸谱。
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
甚至想发扬光大,
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事理,
这样才会我行我素,事不关己。
我知道自己还藏有一颗子弹,
担心哪一天子弹出膛,伤及无辜。
所以我对盲点精心呵护,
如同呵护自己的眼睛。
我要把盲点绣成一朵花,人见人爱,
让世间所有的子弹生锈,
成为哑子。

2018·1·13


●夜有所梦

夜有所梦。
据说春梦里的对象很陌生,
对此我将信将疑,但很多人认同。
我的梦不在春天,没有斑斓,
夏、秋、冬里也没有春。
我梦里都是神出鬼没,
那天神对我说,
赐你万能的权力,诅咒你敌人。
我在手机上翻检所有的名录,
都笑容可掬,没有。
鬼又过来,拿一贴索命符,
去把你身边的小人带来。
我省略了学生时代,从职场过滤,
也找不到可以送贴的人。
世界很大分不清子丑寅卯,
习惯忽冷忽热的面具,
看淡渐行渐远的背影。
与人过招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轻易指认敌人和小人,
自己就小了。
如果我不幸光荣受伤,也要宽恕,
让我的血淡化成他的泪,
以泪洗面,换回以前的摸样。

2018·8·30


●投名状

水泊梁山的好汉,
再也不可能成群结队了,
招摇过市与归隐山林都不可能。
我四十年前读过的水浒,
那些杀人越货的投名状越来越不真实,
轻若鸿毛。
而我,所有的看家本领,
只能在纸上行走,相似之处,
与水泊梁山殊途同归。
那天接了个熟悉的电话,
说江湖有人耿耿于怀,
有人指名道姓。
我不相信还有江湖,有团伙,
即使有也绝不加入。
老夫拿不出投名状,
离间、中伤、告密、制造绯闻,
诸如此类的小儿科,
不如相逢狭路,见血封喉。
所以,一笑而过的好,
他走他的下水道,
我写我的陋室铭。

2017·11·17


●从天府广场穿堂而过

十六年的成都,
没有在天府广场留下脚印,
让我感到很羞耻。有人一直在那里,
俯瞰山呼海啸,车水马龙,意志坚如磐石。
而我总是向右、向左、转圈,
然后扬长而去。为此,
我羞于提及,罪不可赦。
那天,在右方向的指示牌前,
停车、下车、站立、整理衣衫,
从天府广场穿堂而过——
三个少女在玩手机,
两个巡警英姿飒爽,
一个环卫工埋头看不见年龄,
我一分为二,一个在行走,
另一个,被装进黑色塑料袋。
一阵风从背后吹来,
有点刺骨。

2017·11·12


●沙发是我的另一张床

黑夜是我的脸,
沙发是我的另一张床。
早出晚归在这个城市习以为常,
倦鸟择窝,身后尾随的目光、夜影,
被拒之门外。一支烟,斜靠在沙发上,
烟头的红灭了,眼睛闭了,
只有明亮的灯孜孜不倦地陪伴,
沙发上和衣而睡的梦。
好梦不上床,床上的梦,
即便春暖花开,也昙花一现。
还不如沙发上胡乱摆一个姿势,
结拜些鬼怪妖魔。
只有遭遇最黑的黑,
才能收获灿烂。
早晨起来,换一副面孔出门,
满世界风和日丽。

2017·10·22


●花名册

进入你生命里的花名册,
构成你生命的全部。
比如家族基因的大树,盘根错节,
枝繁叶茂。而这些之外,
东西南北的张三李四王五,
上下左右的赵八钱七孙六,
人世间来回一趟高铁,
从始而终。起眼每一个站台,
熙熙攘攘,勾肩搭背,擦枪走火,
如同家常便饭,随遇而安。
至于眼睛里夹沙子,
鸡蛋里挑骨头的强人所难,
就当是挑战极限最轻松的游戏。
所有邂逅与相识进入花名册,
所有同行与对手进入花名册,
时间堆积,如同著作等身。
珍惜你的花名册,就是珍惜自己,
别在你生命的呕心沥血里,
假设敌意与对抗,平心静气。

2018·1·16


●在巴黎听见一只乌鸦叫

我不确定是不是乌鸦,
看不见身影,只是声音清脆,
撕裂了巴黎的早晨。
我保持习惯,在阳台上深呼吸,
在所有的过往里吐故纳新。
对面的自由女神有些倦了,
站在共和国广场太久,
头顶的那枝橄榄不见枯萎,
也没有发出新芽。
昨夜聚集在广场上的呐喊,
涉及航空与铁路、公交与出租,
像是集结的一群乌鸦。
我听不懂他们的呼号,他们的歌,
只有铿锵有力的节奏,
与三号线的百年地铁合拍,
残留在我的梦里。
一觉起来,广场已经空空荡荡,
地铁口开始吞吐莲花,
朴素与艳丽,端庄于轻佻,
怎么也看不出浪漫。
而我,听见了乌鸦在叫,
似是而非。

2018·3·28


●卢浮宫我没去见蒙娜丽莎

我在卢浮宫广场转了一圈,
知道蒙娜丽莎在里面。
她的微笑早已翻越高墙周游世界,
留在这里只是一朵,
不能开花结果的叹息。
好多人排队在等候她的接见,
我与她擦肩而过,走得义无反顾。
我在这里看她,
和在成都看到的她没有区别。
近在咫尺,丢失的是想象,
没有了想象的蒙娜丽莎,
最终的结局,在卢浮宫无疾而终。
我没有去见她,不遗憾,
我珍惜她笑不露齿藏匿的神秘,
给自己签发一张通行证,
出入无人之境。

2018·4·18


●我的俄国名字叫阿列克谢

有七杆子打不着,
第八杆因为翻译讲究中文的相似,
我就叫阿列克谢了。
我不能识别它的相似之处,
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可以斯基,
不可以瓦西里,
不可以夫。
唯一相似的是我们认同,
俄罗斯的烤肠好吃。
斯基还喜欢面包,
瓦西里还喜欢奶油,
夫还喜欢沙拉。
我在莫斯科的胃口,
仅限于对付,有肉就行,
也不去非分成都街头的香辣,
眼花缭乱的美味。
所以我很快融入了他们,
还叫我廖沙、阿廖沙,
那是我的小名。

2016·9·20

散文

母亲的背影


梁平


我无数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母亲了。从床上爬起来,想给母亲写信,而每次坐在电脑前,总是呆呆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情形孜孜不倦地重演。从我十八岁离开母亲,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现在,尤其是最近,在镜子里发现自己已经花白头发以后,思念愈发深重,想母亲会想得心很疼,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疼。

母亲健在,已经八十六高龄,却是一头青丝里间插白发,还只能算“挑染”。一大把年纪了,身体有些佝偻,人矮小了许多。我每次回家一定要回到她和父亲居住的家里,紧挨着母亲坐在沙发上,任由她长时间拉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上,陪她聊天。这种聊天,其实就是听她唠叨,因为我说什么她一句都听不见,耳背了,父亲在一旁做“翻译”,也只有父亲的翻译似乎她能听懂,于是继续滔滔不绝。这个时候,一起来看望母亲的我哥、我姐以及孙子、曾孙们,即使满满一屋子人,都不来打搅我们俩。他们都知道,只要我回家,这个家在母亲的眼里,就只有我一人了。母亲上了年纪以后,嘴里经常念叨:老幺可怜啊,那么小就离家了,一走就再也没回到身边。这是母亲亘古不变的逻辑,儿女就应该在母亲身边,有母亲在,儿女就不会受苦。所以母亲常常是一边聊天一边给我拿这拿那,好吃的硬往我嘴里塞,看得我的儿子、侄儿侄女们常常拿“老佛爷”开涮,一起凑到她耳边大声地说:“你太偏心你儿子了!”然后,满屋掀起的笑浪让母亲不但没有尴尬反而还多了几分得意。

母亲姓鲁,原来的名字叫鲁瘦梅,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却没有保留几年。因为家贫,母亲几岁就被送到了兰家,从了兰家的姓。兰家没待几年,几斗稻谷又被转换到了梁家,当了童养媳。梁家还算个望族,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家族不幸遭土匪袭击,一蹶不振。我祖爷爷、爷爷带领大大小小十来口人,背井离乡逃到了重庆。爷爷进了长安厂,就是当时从武汉搬迁上来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兵工厂。我父亲在家排行老大,随后也进厂当了童工。幸好逃难之前没有把我母亲扔下,而是跌跌撞撞拖泥带水一起逃亡,这样才有了新中国以后我父母的婚姻,才有了我哥、我姐和我。母亲虽然身世流离、潦草,长大以后却出落得美人一个。在那个自然灾害“饥寒交迫”的时代,母亲一身补丁重补丁的工装、一堆嗷嗷待哺的子女,美也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有人发现我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我,一直都认为母亲比其他小伙伴的母亲好看几十倍!母亲似乎一生都没有留下什么照片,不过有一张烫了卷发、穿一件白色碎花衣裳的旧照片,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像民国时期那些旧海报上的美人一样,虽然是黑白照片,神情却有万千色彩。我问过母亲,母亲说那是结婚以后,被厂里的姊妹们硬拉去相馆照的一张,花了钱心痛死了。几年前,我回家想找这张照片,母亲说搬了十几次家,早就弄丢了,这一丢丢掉的是母亲的青春年华。母亲的心思一直都只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呢,连这唯一的一张照片都没能为她保留下来,每想起这事,心里总是一阵酸楚。

在我五六岁快要上学的那年,母亲打过我一次,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时近年关了,那时家家门前都有一个石磨,一个可以闲置一年的石磨。年前,再困苦的家庭都要买上几斤糯米,用洗脸的盆盛满清水,把糯米放进去浸泡几天,然后一勺一勺添加进磨眼里,石磨上木制的柄在大人们的手里一圈一圈旋转,糯米就磨成了白色粉浆,再用一个白布袋接住、用一根绳拴牢,然后挤压、晾干,再打开来就是自家制作的汤圆面粉了。与这个工序同时进行的,还有大人们背着小孩买回来的白砂糖、红糖、芝麻、花生米、猪油之类制作的汤圆心子,这是每个小孩都想偷吃、闻闻都满嘴生津的美食,一定要防备。那个年代,能够做汤圆心子的家最多也只能做那么一小碗,藏得好好的,如果被小孩看见了闹着要吃,那动静是可以哭煞天地的。我家一样,自然防备深严,因为春节没到,汤圆没包,汤圆心子没了,那节日就不是节日了。我呢,竟无意间发现母亲把装汤圆心子的那碗,放在了碗柜的最高一层,心里得意着呢。等爸妈上班、哥哥姐姐上学以后,我迫不及待搬来木凳站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在碗柜顶层的最里面,端出了那碗。那香啊,还没进嘴就吞了几包口水!先是用指头抠了一小点放进嘴里,这一抠就止不住了。怎么办?我居然能够想出用食指弯进碗底,从里面抠出一大块,而且面上看不出太大的动静。一只手先把碗放回原地,还是用一只手把木凳搬回屋里,举起抠出了汤圆心子的手一路小跑,喊来邻家几个小伙伴一起分享。那是一种成就感啊,虽然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成就感,总之身心都感受到了一种愉悦。很快,母亲就发现了问题,径直把我叫到面前的时候,手里已经握了一根木条。我没等她问就坦白了,母亲一句话没说,拉起我的手啪啪就是两下,这两下顷刻就在我嫩嫩的手上留下两条红印,我还没哭,母亲自己却满眼是泪。我后来哭了,我的哭不是因为痛,而是我看见母亲在哭。这次挨打,母亲记了几十年,多年以后在我面前提到多次。我也记了几十年,我记住的不是挨打,是母亲的哭,母亲落下来的眼泪比木条打在我手上的痛更痛。

母亲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世纪五十年代扫盲,我们几姊妹都陆续降生了,坐在教室里的母亲哪里有识字的心情和工夫,能逃课就逃课,好在扫盲过关和现在一些弄虚作假没有什么两样,过场走完也就和大家一起毕业脱盲了。当然,文盲还是文盲,一字不识的母亲,对我的学习要求却异常严厉,她对文化的唯一概念就是写字。所以小学、初中读书的时候,回家除了必须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外,还额外要我抄写几篇课文。她不识字,看见我写满几篇字就心满意足了。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在我印象里,她对哥哥姐姐并没有这样盯紧过。后来她老了,有一次对我们几个儿女轻言细语地说,孩子都是自己的肉,没有一个不心疼。我和你爸没有文化,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保全三个,你们能够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就满足了。母亲不说假话,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她说了这番话,哥哥姐姐也真没有一点怨意,他们身陷一个红色年代,读书环境比我赶上的年代更为恶劣。母亲在家里的角色就是母亲,她甚至没有远见没有理想没有大道小理,却能够把控和操持巨细,让这个家无论阳光、无论风雨,都能够稳稳当当的坐落,坐落成一座山丘,泥石相拥相连,一寸一寸生长;坐落成一棵树,然后分出枝丫,成冠、成林,成为她自己的骄傲。

母亲从幼年改姓寄养门户,到少年更入梁家当童养媳,再到长安厂当一个普通工人退休,直到晚年都没有大红大紫过,没有参加党派,甚至没有带过红花没有得到过任何褒奖,她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了我的母亲。而我,现在能够引以为骄傲也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最近整理我的文稿,才猛然发现,这么多年,写的书已经一大摞了,写的文章也铺天盖地了,竟没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给母亲的,这让我浑身发冷,冷得我毛骨悚然。母亲不识字不是理由,我忽略了母亲更不是理由,最终我才明白,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就是我生命词典里最不敢轻易触碰的大词!

现在母亲膝下已经儿孙满堂,天伦之乐对于她来说,就是经常有小的们回她的家坐坐,吃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我在她眼里是她永远的幺儿,直到现在都是幺儿长幺儿短的呼唤,我感觉美好极了。一声“幺儿”,可以让我心里一揪、立刻两眼潮湿。但是我不会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因为看见了我的眼泪就生分了,这是她一生不能改变的认定。我有这样一个寻常百姓之家,有一个最普通的母亲,一切的美好都在细微之处。我相信,越是不经意的感受,越能够惊心动魄。

人总是要老的,一个人上了年纪,记忆会逐年减少,少到只留下自己生命的印记,这是正常的生理规律。感谢上苍,母亲身体依然健朗,眼看又要过生日了,过一次生日又会减少一些记忆,百年以后,母亲的记忆里还会留下多少呢?我不敢多想,赶快写下这些文字,就当是从来没给母亲写过信的儿子,给母亲写下的第一封信,她不识字我依然写,因为我就是她延长的生命和最后的记忆。

采访录

一个有血有肉的梁平在诗歌里

          ——访著名诗人梁平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从1978年发表第一首诗歌起,诗人梁平的创作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历程。

“诗不管怎么写,要是诗。我知道诗有光芒,它的光芒不是来自词汇,而是来自诗人的一种力量。我知道诗有声音,它的声音必须用心去捕捉。”四十年来,他用自己的一颗心与整个世界“对话”。

“大到宇宙小至蝼蚁,远到幽幽苍天近至渺渺心河,历史、现实、文化、自然、灵魂、人生等世间所有的事物,打传统眼光看去有诗意无诗意的仿佛都被诗人驱遣于笔端……”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注意到,颇具文化底蕴的梁平,不愿去关注那种不无吓唬人之嫌的绝对、抽象之“在”,倒是喜欢以“心灵总态度”的融入和统摄,在日常生活与情趣的“及物”选择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这种诗意的感知和生成机制本身,就隐含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

在《家谱》后记中,梁平这样写道:“之所以取名为《家谱》,是因为这里面集结了我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以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他固执地认为:“我以为这种刻意的地缘写作,就是一个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一个找不到方向、或者没有方向感的诗人,即使写一辈子的诗,也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

1978年,梁平在《四川日报》发表第一首诗歌。四十年来,他没有参加任何流派和任何诗歌运动

记者: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清晰?

梁平:我的创作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一开始不太明晰,把诗歌写作当作一种喜爱。20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和流派很多,我坚持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参加任何诗歌运动。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群体或流派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群体中加快成长速度,另一种也可能使创作视野和路子变窄。很多流派的形成对文坛有很多有益的贡献,但是久而久之,也可能成为近亲写作或门户写作。我可以学习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怎么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缺少对别人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成果的欣赏。诗歌的风格与技法林林总总,抒情与反抒情、传统与现代、口语与非口语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剥离、互补、渗透,并不是非此即彼。体制内也好,体制外也好,绝不要轻易去作否定。就像武林高手,每一个高手都有独门绝技,真正的武林高手,还熟悉和掌握十八般武艺。所以首先要学会欣赏和尊重别人,不仅仅是包容。

记者:80年代流行的朦胧诗,都没有影响到您吗?

梁平:有影响,我也写过朦胧诗。但我没有去追风、跟风,没有去模仿这个那个,我有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有自己想写的方式和路径,有自己的某种追求。我是一个游离于诗歌群体和活动、孤独写作的诗人。

记者:怎样排解孤独?

梁平:我排解孤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对于诗歌,我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写得不好先搁置起来,等找到好的写作角度再写。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拿出来干嘛?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废掉重写的诗歌。

记者: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您怎么理解这几句话?

梁平: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杨炼、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记者:您在2002年出任《星星》主编,您如何评价自己在《星星》诗刊的过程?

梁平:在《星星》的16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16年。《星星》诗刊是国家中文核心期刊,进入新世纪以后,成绩不俗,从一本做到了四本,包括原创、散文诗、诗歌理论、古体诗词。而且获新闻出版总署双效期刊,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国家重点社科期刊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我之前的老人们,如白航、流沙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一大批老人,从做人到对待作者,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个人微不足道,16年老人们留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对诗歌的精神守望,对刊物和读者视同自己的生命。从《星星》离开之后,我保持的是心系《星星》,注目《星星》,不干扰、不添乱。像我以前的老人们学习,做一个好老人。

记者:在《星星》诗刊担任主编期间,您写了不少诗歌评论,后来还出版了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写评论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创作?

梁平:《阅读的姿势》写了很多人,大多是写的初学者,有的就是在看稿中间写冒出来的心得。我按自己的阅读和判断写成诗歌评论,说不定会有那么一丁点给诗人鼓励,如果给他们在以后的写作中有一点帮助,我就欣慰了。我觉得欣赏别人、能看到人家的长处,是一种修养和修炼,对自己的情怀、人品和情操是有好处的。做了16年《星星》主编,确实让我懂得了尊重作者,尊重和自己不一样的写作,尊重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记者:做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可否谈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诗人?

梁平:首先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才会写出活生生的诗。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都有。形而上形而下都有,这样的人写出的诗才食人间烟火,千万不要装扮自己,不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一个诗人,一定不要有自己的幻觉,不要自恋,不要自负,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学会欣赏别人,尊重别人。

很少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能拉出来一个中国谱系。梁平是唯一一个

记者:从《重庆词典》《成都词典》到《家谱》,在重庆,“写重庆”已经成为你的符号;到成都以后,“写成都”俨然又成为你写作的一个符号。能否谈谈,写熟悉的城市,如何从日常甚至庸常中提炼出诗意?

梁平:重庆与成都是我生活的地理,也是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认识自己必须认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市。这种认识就是要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中洞悉它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更新。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所以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个过程就是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真正的人间烟火。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

记者:您的创作中,既有大量的短诗,也有《重庆书》《三星堆之门》《三十年河东》《汶川故事》等长诗。2004年,《诗刊》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三千多行的长诗,是《重庆书》;2005年,《人民文学》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一千多行的长诗,是《三星堆之门》;2008年,《中国作家》创刊以来第一次发表最长的诗,是《汶川故事》。您的长诗在各大刊物的发表几乎都是破纪录的——如何看待长诗和短诗?

梁平:优秀的诗人应该有能力去挑战长诗。无论是体量,还是技巧,长诗是对诗人写作检验的重要标准。只有长诗才能把诗人的气数和整个气象完美地呈现出来。气度是思想情怀,气数是你是否可以驾驭。这些在长诗中都会一眼望穿,无处躲藏。

有人认为长诗只是把句子写多,不是这样。长诗是无法藏拙的。在短诗中,小的点、面或小的切片,不容易发现其“拙”,但是长诗的写作,思想、品格、技术、文字上的拙,全都会暴露出来,所以要格外谨慎,格外用力。

记者:您的诗歌中,宏大叙事占了很大比例?

梁平: 我的长诗有几部都被归类为“宏大叙事”的,比如《三十年河东》。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诗人用长诗书写历史、书写国家发展变化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除了格局和情怀之外,还有责任。一个作家或诗人,写作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践行者,作为一个经历了国家变迁的诗人,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和担当。在解决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有双重考虑。怎么写是一个技术问题,写什么是境界、格局问题。这两个都很重要。我尝试各种表达方式,也欣赏所有不同样式的写作。

我也写口语诗。很多人指责口语诗,是因为口语诗泥沙俱下,也泛滥了口水,让真正优秀的口语诗蒙冤。其实口语诗写作难度很大,它把语言干净到每一个字都不是装饰和附属,而讲究的是字字力道。至于当下已成泛滥的口水诗,不是口语诗,口语诗不去背这个黑锅,必须要作出甄别。

记者:主旋律写作一般很难写出诗意。但是您在《三十年河东》中特别强化诗意。

梁平: 对于“主旋律”,很多人是有误解的。“主旋律”不是干枯的政治话语。我用诗的语言,写了整个中国三十年发生的变化,包括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改变等。诗意并非是一定要写得花哨。尤其大题材的写作,完全没有血肉、见不到思想的花枝乱颤是失败的;光有思想、光有历史的纪录而缺乏诗意,也是失败的。为准备《三十年河东》写作,我集中了三个月查阅资料,从构思开始,我就比较注重政治和艺术的结合。《三十年河东》写作耗时一年,花了大力气,我认为这部作品自己是满意的。

从文学这个概念上,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思考。但是作为诗歌,我一直认为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日常的思考、境界的提升,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诗人就会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缺乏进入现实的能力。

记者:您觉得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吗?

梁平:这是一个人的习惯。哪怕没有写诗,我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判断。这种思考和判断伴随我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在我的大脑中有一个大的储存库,这个库存每一时刻都在增加。我的诗歌自然也会呈现这些思考和判断。

在诗歌写作上一味追求辞藻、意象,把一首诗整得眼花缭乱,或者像做瓷娃娃一样雕琢成诗歌工艺品,这些对我来说,我会刻意保持距离和警惕。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

记者:您的诗歌写作中,“家国情怀”是一个突出的特征。

梁平:除了重庆、成都是我的家之外,整个国也是我的家。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我在,它就是我的故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这种家国情怀伴随我的一生。

记者:有这样的情怀,才会有《三十年河东》《重庆书》《成都词典》,才会有《家谱》。

梁平:四十年来我的写作有一个谱系。就是家国情怀、民族担当、生命胎记。不论是长诗还是短诗,都脱离不了这个谱系。很少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能拉出来一个中国谱系。梁平是唯一一个(笑)。

《三十年河东》是我很重要的作品。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我们参与、亲历和践行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因为以文学形式全景式记录这个时代,只有诗歌能够做到。一定是我经历的、我感受的才去写。写人是我熟悉的人,写事是我经历的事。这么多年,在我的写作中,我不会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完成《家谱》之后,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的路径我的指向。

记者:您的路径是怎样的?能否谈谈您四十年来诗歌创作发生的变化?

梁平:最早我是以城市、以标志性的地方写作,相当于诗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不仅仅是我的“家”的地理,也是“家”的历史。可能一下子穿越到三千年前,也可能从三千年前回到当下。我所有的作品,我恪守我必须在里面,不游离,不迷失。

无论在《重庆书》还是《三星堆之门》里,读者都可以亲其肌肤,见其骨血。梁平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但是他更加看重写什么

记者:这种有“我”的写作,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梁平:很快乐。这样的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是无限的,是所有人能看懂的、有血有肉的写作。写所有的历史,“我”在那里;我又把所有历史中的人文拉到现在,让历史与现实有最好的融合。包括写重庆,写成都,包括写我去过的任何地方,我的诗一定是我在。诗人千万不要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你可以研究历史,研究深透以后,不要拔不出来,要深入浅出,要让人家看懂,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

记者: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特点?

梁平:80年代我走过弯路。那时我特别注重诗歌的意象、唯美。我在《星星》诗刊发表了一大组诗,诗人孙静轩看到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一个梁平》。后来,老爷子请我吃饭时说了一番话,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他说,梁平你知道么,你所有的诗,才气逼人,逼得读者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压迫感。你要警惕,要学会节省,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说得很无意,我听得惊心动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象只是才气,不是大气。他这个提醒在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接受。我觉得我写得真好。当我真正意识到才气和大气的区别后才开始调整。我的意象过度,我的色彩太缤纷,我必须要褪色,像减肥一样,把诗中过度的意象抽脂一样抽出来,不能让意象把读者带到云里雾里。这是一种炫耀,是一种对诗的玩弄。

那个时候,除了孙静轩,也有很多人说,我的诗很漂亮但是读不懂。我觉得是问题了。我写诗是为了让人读的,连诗人都说读不懂,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我必须要调整。80年代后期,我的写作放弃了过度的意象堆积。

记者:对于形成风格的诗人来说,放弃某些特点是很难的。

梁平:我遇到写作瓶颈,停滞了三年。你要摒弃大家认为你有才华的写作,开始另一种写作的时候,很痛苦,也很冒险。但是我认为必须要做,必须避免走进死胡同。我在写《船长》那一大组诗时就注意节制了。后来写《重庆书》。刚写就出现了问题: 涉及到几千年的城市历史,写完我就否了。我发现自己站在外面,只是换用了诗歌语言在呈现历史,这样的写作没有意义。我在哪里?历史上有哪些值得我去探究的人和事,要先搞清楚,再思考怎样和自己发生关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无效写作。后来我坚持不管写几千年前的历史还是在任何地方,我自己必须要在里面。这条路径的恪守,让我的写作游刃有余。

记者:这样的诗歌写作,需要积淀,更需要想象。

梁平:诗歌一定是具有非凡的想象才可以致胜。我的想象更多用力在“意外”,就是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想象不到的。但是语言尽可能干净、简单,不去故弄玄虚,不去装神弄鬼。

记者:想象和“装神弄鬼”有时候很难区分。

梁平:装神弄鬼最大的标签是看不懂。坊间流行有一句话,把诗写得看不懂就是诗人,把字写得看不懂就是书法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是典型的为“装神弄鬼”做的注释。写作路径和方向可以调整,但是诗歌美学的原则一定要恪守。

记者:您的诗歌美学有怎样的追求?

梁平:我的诗歌写作伴随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不能熟视无睹。我的写作一定和四十年发生关系。我的每一个作品,要让读者看得见我的情绪。我特别喜欢花甲之后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平和,淡定,而且对人、对事,对人与物的关系,更在寻求一种和解。因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和社会之间,天生有一种抵抗和敌对。60岁之后,我更多的是在写作中寻找一种和解,一种闲适,一种宽容。今年《人民文学》和《诗刊》分别刊发我的组诗,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和解。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我希望我的诗歌在对抗和隔阂中制造和推崇一种和解,不是对某事某人,而是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看到您在诗歌创作中还有过长篇小说《朝天门》和几个短篇小说。那个时候诗歌创作是怎样的情况?后来为会没有继续写小说?

梁平:长篇小说《朝天门》的写作快20年了。应该说至今我也没有放弃小说,对小说的阅读量很大。至于自己,觉得哪个题材可以写成小说,就写小说。现在手里还有两个半成品。真正成熟的诗人,有深邃的思考的写作,都是在五十岁以后。现在觉得还有很多要用诗歌表达的东西,越写越开心,所以还是先把诗歌写好。

记者:有人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年轻人的事情,是和年龄成反比的。为什么您会保持这么持久的创作力?

梁平: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我的写作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因为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写作保持新鲜感和陌生感。我们学习西方的同时,更要注重承接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比如我坚持在诗歌中使用成语,成语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经典,为什么不用呢?只是我在使用成语的时候,尽量让原有的成语生出新意,让它更有弹性和多指。今年以来我新写的诗歌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刻意。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这四十年的诗歌创作?

梁平:诗歌不是为生活作出的总结,诗歌是在生活中间,写别样的情怀别样的意义别样的明天。四十年来我坚持的诗歌写作,一定是我在,我的诗歌和时代发生关系,我自己的教训和经验都在里面,为这个时代、为我生命的过程留下擦痕。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欣赏与尊重。诗人的创作应更多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气给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

记者:您的诗歌在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方面有非常独特的角度。

梁平:杜甫就是现实主义写作集大成者。现在很多诗人无论继承传统的还是学习西方经典,形成了自己固守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反而对现实束手无策,找不到进入现实的切口或入口。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对乡村物事及农民精神世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与之匹配的质朴得几近任性的诗歌语言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找到的入口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喜欢波兰的米沃什,他做过外交官、教师、也流亡过,他复杂的身份构成了他的生命经验的复杂性,他在90岁的时候还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他的写作一直都在破坏自己固有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不得不叫人敬仰。我们学习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模仿他简单的语言和语言的样式,那都是皮毛。应该学他们进入生活、进入现实、进入写作的方式,还有对社会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思考方式。

写作一定会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一个真正的优秀诗人,要警惕成形的语言和思维系统,要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陌生。

记者:离开《星星》之后,您担任了《青年作家》《草堂》诗刊主编。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梁平:《青年作家》曾是80年代四小名旦,各种原因,几乎被人遗忘。我兼任成都市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以后,力求打捞起人们对《青年作家》的记忆。这两三年有很多变化, 2017年各种选刊选载《青年作家》18篇作品,是刊物二十多年零选载的重要突破。2018年刚过去半年,已经有17篇被选载。现在《青年作家》的“华语青年作家奖”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的初衷就是比肩日本的介川奖,为青年作家通往大师的路上搭建最好的平台。

记者:《草堂》提出“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 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的办刊宗旨,又发起“草堂诗歌奖”,策划成都国际诗歌周。这同样在诗歌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梁平:成都是诗歌之城,有诗歌的传统,有诗歌的气象,有诗歌的土壤,成都市民也有很重的诗歌情结。这样一种传统、气象、土壤集于一身的城市,要做好诗歌,仅《星星》还不够,要营造更好的氛围、更多的平台来凸显城市的诗歌气质。《草堂》创刊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倡导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刚两年,《草堂》的影响力和品质、以及在中国诗坛的号召力,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两个刊物短时间内一跃而起,应该感谢编辑部所有同仁,感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就是要把两个刊物做成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成都的新文化名片,并且通过这两个杂志把成都的作家队伍带起来。

如果说,杜甫草堂是成都一个固定的落地的诗歌符号,那么诗刊《草堂》就是一个行走的诗歌符号。国际诗歌周的目的和目标是要在成都打建中国诗歌和国际诗歌对接的平台。横向是走出中国,和国际接轨,纵向的是落地到社区、学校,落地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记者:您有什么写作习惯吗?

梁平:更多是早上写作。一般写作在早晨进行,除非有大的写作计划,才全天写作。几个长诗都这样,写作期间我不参加任何饭局和社交活动。当然我也很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写东西,不会单纯去追求数量,不去硬写。今年的短诗半年时间写了四十多首,属于高产了。我宁愿把日子快乐、轻松一些。如果有几个好友约了喝酒喝茶或者打牌,我宁愿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选择写作。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诗坛?

梁平:对中国整个诗歌创作,我是乐观的。中国诗人那么多,我还是觉得,要打破圈子、打破小我的写作。诗歌写作从创作而言是个体的,但作品一定不要局限在个人的情感、小我的体验中,格局要大,胸怀要大,视野要宽阔。任何诗人,不要局限地在圈子里写作,要关乎你的身边你所处的时代,需要有悲悯感。如果一个人没有忧患没有悲悯意识,就没有办法和时代一块进步。我们设立的草堂诗歌奖,就是奖励现实主义写作诗歌方向的诗人,呼吁诗人和时代发生关系,和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把自己置身于当下的时代和当下环境。

记者:您被评为“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是不是因为与了大量成都有关的诗歌?

梁平:为成都这个城市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文化人举不胜举,都非常优秀。我想很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有诗歌的传统、土壤和气象,市民接受和认可诗歌,真心热爱诗歌所致,那是诗歌的荣誉。这些年我一直心无旁骛、不听杂音、不计得失、任劳任怨致力于“诗歌之城”的打造,因为这个城市需要诗歌。至于我的写作,应该是大部分写了这座城市,如果说大一点,就是想要用诗歌为巴蜀大地立传,为生我养我的土地立传。

记者:您关注网络上的诗歌吗?如何评价?

梁平:网络诗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只要有手机的人都毫无例外、或多或少地在接触网络诗歌。这包括网络衍生的新媒体,铺天盖地,几乎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网络诗歌泥沙俱下,其实纸上的诗歌一样泥沙俱下,诗歌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它呈现的方式和区域,网络就是最大的区域。无论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分辨出诗歌的好和不好,那就是诗歌给了你享受。我个人以为,现在还单独把网络诗歌拿来说高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只要喜欢诗歌,你就无法拒绝网络方式、新媒体方式带给你的亲近。

记者:你好像也在手机上写作?可否谈谈,您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是怎样的?

梁平:我从来不在手机上写作。写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癖好,比如我,只能煞有介事地坐在电脑前才会有感觉,或者有某种仪式感,似乎精力才能集中,气场才能集结。我很羡慕那些手机上、一张纸片上就写的神仙,我反正不行。新媒体运用主要是传播和分享,因为我愿意欣赏别人,所以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一些我喜欢的朋友的作品,甚至我不认识的人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欣赏别人是一种美德,欣赏别人是在充实自己。

记者:机器人写诗的时代到来了,文学界有恐慌,有淡定,很想知道您对未来诗歌写作的看法?

梁平:机器人写诗只是娱乐,毫无恐慌之言。这里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如果你是有血有肉的诗人,你的作品有血有肉,你就不会有任何恐慌。一首诗的写作,需要动用属于自己的感受力和生命体验进入它,而这种进入不是在知识和数据层面,更重要的是心智的调度和切肤的感受。除非你自己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具空壳,就是语言游戏。再高级的机器人只是机器人,可以和你做语言游戏,却不能替代你有血有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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