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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批评] 典型诗行中的典型乡愁:评郭金牛诗集《纸上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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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6 22:0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3年,郭金牛诗稿《纸上还乡》获北京文艺网首届国际华语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颁奖词中,杨炼评道:“灵动的语感、跳荡的节奏,举重若轻,似轻愈重,以柔声、甚至气声唱法,贴近心灵的颤动,丝丝缕缕挑开挤压成块的凝重感受。”这些评语也是看过郭金牛诗歌的大多数人的感受,感动我们的除了诗人真挚的情感、极富个性的语言,还有一种流淌在唐诗宋词中的气韵,如中国山水晕染般化不开的情绪。但随着诗人的声名鹊起,大众媒介却以“农民工诗人”的身份去标识他,诚然,农民工作为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一种被压抑的、欲说还休的存在,本身便充满话题性和符号性,不过,相对于诗句来说,外部的身份界定却常常形成一种谬见:要么经此提点,一种新的诗歌便五蕴具足,法身澄然;要么如金箍画圈,一种独特性便五毒不侵,自证自明。这种谬见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感受力,不是固化着一种呆板的认识(农民工诗歌的样子),便是掺进我们的偏见(农民工诗歌只能是什么样子)。
而且,那种以为“诗歌之外,别无一物”的审美经验论者,也会以一种对符号的天然敌意自造抵制的态度,他们认为“农民工诗歌”最终将导向一种意识形态化,其成长无非一种前缀吃掉本体,或者本体让渡为后缀的过程,受害的总是诗歌和对诗歌的感受力。笔者以为,这恰恰是诗歌价值维护者需要警惕的地方——当我们不感冒于一种“概念”的时候,或许也会错过真实存在的美。
郭金牛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对数字的敏感。在中国语言里,虚数多传达我们的空间感:“五百里滇池”“ 八百里秦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八千里路云和月”“ 坐地日行四万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郭金牛笔下,数字也是一种生活的刻度和记号:“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七八种方言:石头,剪刀,布/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乡愁:东倒西歪。每张脸,养育蚊子/七八只”(《在外省干活》)。如果说传统书写中,前人利用虚数的统括性试图将感觉塑形,郭金牛则发展出一种精确的数字提炼能力,通过对现代社会数字化现实的“抽样”表达而将生活的真实定格。在《662大巴车》中,作为物的大巴车被命名,被精确地规定起点和终点,“它经过罗租工业区,石岩镇,和高尔夫球场”,它是异乡人中途上车下车的短暂凭借,又冲撞了“离乡少年”“ 丢下了十几人,开走了”。少年是谁无人知道,作为人的乘客或路人反而是匿名的,不像662大巴车,“没有受伤”,“ 没有装载水稻”,“ 没运载高粱”,人们清楚地知晓大巴车的名称、归属与性质。匿名的少年后事如何,或许与他的身份有关,但诗人并不就此着墨,只是径直点出“离乡”二字,人世的飘落感一点即着,“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生熟之分呼之欲出。“工地上的气温,比我的体温略高3℃”(《打工日记》),“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类似的如实陈述,在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暗藏的是郭金牛不羁的情感,那也是我们对工业社会的普遍感受:在一个物化的世界,每一个数字都饱含了人类的喜怒哀乐,而人性也绝不会被数字化计算,出现“四克拉眼泪”。
工业/农业、现代/传统、城市/农村、历史/现实……在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叙事中,二元思维重组着我们的认知,慢慢掏空最初的触感和直觉。郭金牛诗歌难能可贵的是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证词,使我们能看到在话语霸权的统驭下一种尚未驯服的野性和原生态。在《我喜欢国破》一诗中,他将历史与民粹置于一边:“喜欢国破/喜欢永别的尼布楚/贝加尔湖/琉球/喜欢1840年的鸦片”,在这种反其义而行之的反转中,他道出他的原委,“山河上,摆小摊的很多吧?/山河上,乌鸦飞的都很黑吧?/山河上,从金子中取走善良,都很便宜吧?/我恨/山河在//更恨今年的知府和衙役”。对郭金牛来说,历史不是结构之痛治国之问,也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前车之鉴风月宝典,而只是出于一种天然的爱憎与良善。他恨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恨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正直和善良没有立足之地。他在乎的不是历史的道统或规律如何运行,“美丽的事物/还有很多/山河上//张家漂亮的女儿,她试穿了漂亮的婚服,大红而喜气/她。为我脱去省籍/她。浆洗旧衣裳/她。生下小葵花”,他在乎的是“外婆在湖北的夜里摇橹/月亮在广东的天上航行/妻子/在路边摆出了鱼尾纹”,他满怀希望的是“葵花,葵花/唱着国歌上学,一举手,一投足/几乎想象得出:/一朵小葵花,小时是女儿,长大是母亲”。如此,我们便明白,个人的幸福比历史叙事更为重要这样的理念,并非出自启蒙理性的派生,而是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厚的民间意识基础,乃是人的天性使然。
这样的历史观念当然包含着“皇帝轮流坐”“ 风水轮流转”的朴素辩证法,而“铁打的百姓,流水的皇帝”亦不乏唯心宿命论的因素,但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使得个人命运与历史话语产生了一种想象性互文:“元,铁木尔/一个工地上的小工,蒙古人的后代/文身,大汗的梦,从胸部扩大到手腕/且慢啊,好汉/且与我一起藏匿在/一把旧吉他的D调中,鬼混/于钢筋/和水泥”“ 唐,在大雨中疾走,又在大雨中消失/一天中/伊,在治安办/三次放低了洛阳牡丹的身段/哭得不成样子”(《罗租村往事》)在这里,是文字游戏还是语言麻醉,或许已不能揪出那个深藏在语词背后的“我”问个清楚,不过,粘连的情感踪迹还是让我们同意诗人的命运无常之叹。
在诗人笔下,诸如姓氏、地方、器物等,其命名的背后就是一部荣耀史,不堪的始终是现实的压迫性力量,“我的身世持续低温/为什么我不生在唐朝?”如此,历史便是一面镜子,只不过它扭曲、变形,照见的是现实不真实的刺痛感。在《斑竹上的泪滴,都不是我们留下的》一诗中,他借用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典故,将一个“寻找”“ 忠贞”“ 家庭”的典型意象活化为几乎完全相反的“出走”“ 流言”“ 营生”的主题,“门前有斑竹。斑竹有泪痕。我曾经看过/泪/是旧的,数了一下/有一千多点/都不是我们留下的//卿卿一家,正乱,一个敌人的偷袭/最小的女儿不见/小吏七品,顿足多时,关他什么事?//七里半,花半里/桃花不言/李花不语/卿卿/那正是我们离家,前往广东省,筹措粮草/三年内,不打算回来”尾章的这三节,一节一画,一节一戏,剧情从离恨的婉转到报官的诙谐,再到桃李的暧昧出走的窘迫,如折子戏般精要而转折,而落题在“斑竹”,泪痕早已被人“注册”,历史的高潮也早已褪去,属于自己的只是从“斑竹村南”奔前程的决然与故作镇定。
郭金牛自述:“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这使得他的“打工诗歌”有了一个普遍的情感空间,无论是同时代的打工者、经商者,还是求学者、求职者,无一不被这一词语击中,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在传统诗歌中,离乡/还乡被诗人们反复吟咏,佳句频出,到《红楼梦》里“反认他乡是故乡”,从中生出无常之感,及至现代,文明冲突,“故乡”亦引申出“精神家园”之义。不过,在城市化迅猛推进的当下,“故乡”作为某种情感的寄托或载体已变得十分可疑,物是人非物换星移的变迁已让“故乡”严重超载了,而现代人成长的轨迹也消弭了地方的界限,所谓“有房便有家”,在房屋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家”“ 故乡”等词汇也物质化了。在郭金牛的“还乡”写作中,虽然他写“外省”,写“异乡”,同样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离乡背井二十年,故乡只是名义上的家乡,是漂泊经年的游子梦中的一个向往”。所以,他念念不忘的是“春天,六点钟,母亲打开了鸡舍,公鸡领跑”“ 春天,六点钟,父亲十年磨刀,我一朝砍柴”,他的“故乡”更多指向记忆的原乡,在那里,工厂、工业区、宿舍、城中村便是他的“江湖”,遇见的李王张陈便是亲切的老乡,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由交际网络、人情世故、小道消息等组成的“漂游的故乡”,而他自己仍是一个木工,用木工“法”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害病思乡的时候他说“夜雨各有各的下法”;感叹时间易逝友情易老他说“在春天的减法中,奔跑”“不敢花心思/细想,//秋天的加法”;触碰到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抚摸一段旧木”的时刻。在那些离乡的叙述中,诗人在《重金属》《写诗的骗子,是我》《双十的花忆》等多首诗中用到“逃”“ 叛徒”等词汇,暂时的安顿只是“落脚”,到达目的地后仍是“徘徊”。或许对郭金牛来说,第一次离乡是不舍,第二次离乡却是真正的“返乡”,他必须“回到”他的城市,回到他的工厂,回到他的生活,回到他的“漂游的故乡”。
在书写中,郭金牛还营构了一系列冷色调的精灵古怪的意象,包括蛇、妖、女鬼等。如蛇的意象,既含有《圣经》中蛇妖的诱惑之义又附加了民间传说中白素贞善良报恩的形象,诗人情感的困惑随之带出:“四滴雨水四颗春天的钉子/四颗春天的钉子/四句誓言/四句誓言四条苏醒的//小白蛇//白中的一点黑/黑中的一滴白/我从没有温度的眼中,看出有毒的样子”(《春天的四克拉雨水》);而在《左家兵还乡记》里,蛇一方面是左家兵致死的元凶,于情可憎,另一方面却又是女人守家的象征,与外出的男人们构成反讽,于理可怜:“ 银环蛇细牙如玉,比落下的松针足够干净;皮肤如彩缎斑斓,让/人产生美的错觉。正午的阳光善良而温暖,蛇们/满心欢喜/身子变得柔媚/左家兵埋头,继续挖掘电缆沟,蛇看到他,心情突然变坏/就像一道小闪电/制造迅雷的小闪电/要将他赶走”。
《夜游图》《夜放图》《夜泣图》是三篇叙写女鬼的诗章,三夜复加,凝重抑郁的气氛挥之不散。在乡野民间的传说中,女鬼属于厉鬼,她们生前身世凄惨,怨气郁结,死后又无所归属,游荡荒野。按照人类学的分析来看,女鬼的可怖正在于人们对其冤屈的巨大同情,由怜悯而生恐惧,一则害怕自己也要为这个不公的、有罪的社会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一则害怕身处这个社会同样会受到同等类型的戕害。在《夜游图》中,女鬼“名声不好,纸烛全无”;在《夜放图》中,女鬼“短命”“ 想家”“ 饥饿”“ 口渴”;在《夜泣图》中,女鬼难产而死,腹怀小鬼。在黑白冷暖的背后,诗人忍而未发的是他深沉的悲悯,这些离乡的女人或女孩,显然承受了比离乡的男人更大的痛楚和磨难,对她们来说,安顿、祥和仿佛是永世不可触及之物,以致死亦是难,亦是离散,亦是有家无回。
对离乡女人的书写,郭金牛也有更为直接的表达。《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木工部的性叙事》《许》(一组)等,诗中的女主或者孤苦无依,或者情感空虚,或者无法把控爱情,诗人通过个人的情欲想象或接触经历,表现了离乡女人面临的双重的生存压力。他同情“徐美丽做着违法的事。被警察抓。没见她怎么说苦”,同时悔恨覆水难收的是他骂过承担家庭重担的徐美丽“贱”“ 淫荡”;他描述工厂里的性困境:“一千名女工,一千只猫,春天的声音庞大”;而萍水相逢的爱情也充满未知和分离,“ 许越哭,离别速度越快”“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许/桃花应声落了一地//瞬间,一些事情就像桃花一样凋谢了”,最终,感情无疾而终,“画中的许蒹葭/没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
通读《纸上还乡》诗集,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朴素真挚的情感,以及当代中国“庞大的单数”时代个人境遇的“真经验”。虽然《纸上还乡》的部分作品生硬地使用着GDP、工业、疾病这样的都市文化词汇,但诗人到底没有落入都市话语的俗套之中,一味指责工业对人的异化,对乡土乌托邦化不切实际地展开“乡愁”想象,他始终立足于个人的境遇,“还乡”之愁是由于离别,生存之痛是由于身世,令人伤怀的是爱情,难以割舍的是亲友。他保持着匠人对待生活的理性,保持着农人勤劳忠厚的本分,保持着诗人礼赞真美的热情。林庚先生在论及诗行的形式时曾说:“一个理想的诗行它必须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它集中了诗歌语言上的最大可能性:这就是典型诗行。它不是偶然的能够写出一句诗或一首诗,而是通过它能够写出亿万行诗、亿万首诗。”郭金牛诗歌正是这样的“典型诗行”,欲言又止的口气,白描的手法,色彩、方位、数字、姓氏等词汇的凸显,灵动而富于美术感的形式,赋予了一个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浓重的诗情与“乡愁”,通过这样的诗行,我们也看到了诗歌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郭金牛用他自己的声音与见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新事物如此繁盛的当下,冲突、对抗、批判的力量固然不能忽视,但个人内心的吐纳、消化、生长同样重要。这样说,不是要“和谐”请命或道义,庄子言:“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齐物论》),文字文学之用并不在分殊别途,也不是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列出情况说明书,所谓“大爱无言”“ 大哀无声”,只有那些境遇、话语转化为个人的情感与千古的悲悯,才能真正在诗性王国为我们的存在立根。

发表于 2017-4-9 12: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诗人到底没有落入都市话语的俗套之中,一味指责工业对人的异化,对乡土乌托邦化不切实际地展开“乡愁”想象,他始终立足于个人的境遇,“还乡”之愁是由于离别,生存之痛是由于身世,令人伤怀的是爱情,难以割舍的是亲友。他保持着匠人对待生活的理性,保持着农人勤劳忠厚的本分,保持着诗人礼赞真美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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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牛的诗歌将掩埋在郑小琼式的、生存境遇之下的存在价值,重新打磨出文本价值之光斑。其中,乡愁已经不再是情绪的抒写,因为某种层面的,与都市现实的和解,反而让它形成了一股渗漏的力量,具备了一种感伤的自律与自觉。
发表于 2017-4-9 13:31:54 | 显示全部楼层
好诗不用多讲,老郭的诗是北网最好的一点不为过,在眼下的中国诗坛老郭的诗歌是为数不多能令人为之动容的诗歌之一。当今诗人除了大解、大卫、余秀华、再就是郭金牛了,其余皆可忽略不计。
发表于 2017-4-9 13:43:57 | 显示全部楼层
眼下诗歌写作最可气的是明明连三年级孩子的作文都不如的诗歌却每天都在大量泡制而且跟编辑搞好关系说不定还能获个奖什么的,愚夫愚妇啊你们到底想干啥,不写诗歌你会死吗?好好回家种你的地去,好好享受你的余生去,好好相夫教子耍你的流氓去,求求你快别糟蹋中国诗歌了。
发表于 2017-4-9 20:54:24 | 显示全部楼层
栾复吾 发表于 2017-4-9 13:31
好诗不用多讲,老郭的诗是北网最好的一点不为过,在眼下的中国诗坛老郭的诗歌是为数不多能令人为之动容的诗 ...

除却语言本身,我更看重一个诗者格局是否够大、够远。譬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二十个字,字字有千钧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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