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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随笔] 张曙光:诗的空间与批评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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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9 15:16: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的空间与批评的维度



■张曙光





T·S·艾略特在谈到批评时说过这样的话:批评就是阐释作品和纠正趣味。这也许是我见到的对批评做出的最好的、也应该是最为中肯的描述。阐释作品当是批评的初衷,因为任何批评都是对某部作品的批评,有明确的对象和指向,无论这批评带有多大的主观色彩。而纠正趣味则超越了对作品的评价,带有一种发现和引领风气的作用。后者应该是对读者和作者双方而言。一位好的批评者,不仅能够见微知著,正确把握作者的意图,也能发现作者并不明确但确实在作品中存在着的含义,并把它传达给人们。趣味的纠正成为批评的最终目的,它一方面源自文学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服从于当时的审美和风尚,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一定意义上讲,写作本身也蕴含着批评。作者的审美眼光和对风格与趣味的取舍尽在其中,只不过这种批评颇为曲折隐晦,需要高明的读者和更有眼力的批评家抉隐发微,寻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说到纠正趣味,作品有时比批评本身更易发挥作用,因为引领风气的往往是作品而不是批评。在《荒原》发表后,后来同样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威廉斯就曾感叹说,《荒原》就像是一颗原子弹,使他的建立美国本土诗歌的努力至少倒退了二十年。《荒原》在今天看来仍然晦涩难懂,在当时更是横空出世,令人瞠目,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影响力,因为晦涩本身也包含着某些指向。世界本身就诞生于混沌中,其中可能孕含着更多的真理,如果我们今天还会用得上真理这个词。我们应该看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一方面有着大的历史走向,受到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确实会因某些创作和理论的出现而产生微妙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妨这样试想,如果当初没有但丁或莎士比亚的出现,文学的情况会是怎样?当然我们可以说仍然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因为那是大势所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没有了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文学的观念和趣味无疑会有很大的不同。无论如何,写作和批评的作用和影响是交互的,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共生关系,相互提携和依存。即使在今天,文化批评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仍然需要在作品的平台上起飞。诗人或作家总是向着新的领域和境界拓展,或不断挑战和刷新记录,而批评家则对他们所做的进行评估、描述,并试图从中建立起新的标准。二者同样需要精微独到的眼光和敏锐透彻的辨析力。

就我狭窄的眼光来看,真正具有辨析力和独到审美眼光的批评文章目前似乎并不很多,批评和诗歌创作一样,显然处于一种沉闷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批评家和诗人不再敌对,而是打成一片,其乐融融,呈现出一片和谐。当然,只要诗人不是胸无大志,满足于世俗的声名,只要批评家们不是从观念和人情出发,或只为完成批评文章寻找到适合批评对象就好。标准的宽泛和失衡不免使一些庸品被视为珍品、一些庸才被视为诗才。差的批评家的角色有些像律师,无论他的雇主真正无辜还是犯有罪行,他都一概为之开脱。而好的批评家则不同,更像一个古董鉴定家,他要真正判定作品的优劣,更重要的是,还要敏锐地从作家的创作中寻找到某种趋向,引领和推动风气。尽管庸俗的批评必定会导致庸俗的写作,但批评真正的问题还不仅在于风气的庸俗化,因为这类庸俗的批评明眼人还是能够辨别。问题的关键是一些看似严肃的批评文章完全从观念和概念出发来评价作品。批评需要借助观念,这似乎不错,但一味用观念套用诗歌,帽子下面不见人,就未免离开真正的批评太远了。在一些批评者那里,一首好诗意味着可以承载起批评家们的某种或某些观念,供他们去套用;相反,那些无法从观念上加以评析或引不起更多话题的作品则被视为庸品或受到冷落。我不知道这种批评是出于批评的懒惰还是缺少批评的才能,也同样不知道这种批评方式对诗坛产生怎样的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有论者提出诗人批评家的概念,这当然是指诗人的批评。因为在诗人身上,大都具有某种鉴赏力和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和把握。后者无疑很重要。无论作者选用怎样的题材或事件作为表达的内容,但只要采用了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就表明他注重的是那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特有的意味,而同一内容在不同形式下也会达到不同的效果。艺术批评就是要从这点出发。马尔库塞说过,艺术是一种感官而非概念的真实。我们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艺术中的真实是通过作用于感官经验来实现的,不仅如此,有时艺术传递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如果离开了这些,恐怕就不能成其为艺术作品。对作品评析和判断之前首要的工作就是体会其中的美感,或进行审美判断,也同样需要感受力。离开审美感受,离开作品的特定艺术形式来评论作品,就如同把一个活色生香的美人变成了一具尸体来进行解剖,只能令人生厌。至于说到鉴赏力,我认为对诗人和批评者来说同等重要,无论是所谓诗人批评家还是独立批评家。好的作家需要有鉴赏力,好的评论家同样需要鉴赏力。什么是鉴赏?确切说,“鉴赏就是通过情感认识规则”(巴端),或是“认识事物美丑的能力。”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诗人才有资格评论诗歌,而是说,评论家一定要具有诗人一样的眼光或感受力,更多的是从作品的审美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因此就我的理解,所谓诗人批评家,重要的不是由诗人来进行解读和评论,而是注重诗歌的鉴赏,从诗自身的机制或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作品。评价一首诗歌,首先应该把它当作诗歌而不是别的什么――哪怕后者更为重要――来读,正如创作一首诗歌,首先你是把它当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进行创作。打个蹩脚的比方,评论艺术作品就像鉴定文物,你首先要做的是断定真伪优劣。在这里眼力至关重要。如果你把赝品当成了真品,或是相反,任凭你旁征博引,说得天花乱坠,但仍然无济于事。强调诗人批评,容易产生误解,似乎是在说只有诗人批评家才要讲鉴赏,讲感受,而其他的批评家则不必如此。上面的话当然是老调重弹,但不幸的是这种重谈在今天未必毫无意义。谁都清楚,作品在被分析时成为一个鲜活的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成为理论套路的脚注或许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新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体,到今天就快一百年了,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也算得上步履维艰。新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各个时期都受到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其中部分来自诗人内部。诗歌创作需要批评,无论是出自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关键是要切中要害,有益于新诗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在对新诗的种种评价中,存在着两种最为极端的看法,一是认为新诗的实践并无成就可言,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看法;另一种则认为当代诗歌成就斐然,整体水平不逊于其它国家,这无疑又显得过于乐观。认为新诗毫无成就的人根本无视新诗走过的艰难的路途和取得的成绩,而这些只要不带偏见稍微加留意就不难看到。后一种观点就诗歌的整体发展而言不无道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诗歌最大突破就是逐步返回到诗歌自身并且开始寻求现代性。这在很多诗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以及更自觉的追求。当然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我们谈论诗歌的成绩,也只是就整体水平而言,新诗中固然不乏优秀的人物,但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高峰,缺少像叶芝、艾略特和卡瓦菲这样异峰突起的大诗人。此外人们——包括诗人——对诗歌的本质也缺少更明确和更深入的认识,更没有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我承认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诗人那里对诗歌会形成不同的概念,这恰好决定了不同时代和不同诗人的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风格的建立,但这似乎并不包括浮泛和混乱的认识。就整体而言,我们对诗歌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显得陈旧和片面,甚至很多常识性的问题都没有搞清。老的问题不断地重复出现,充其量加上些新的标签借尸还魂。则可悲的是,这尸有时无非是一个面具,或是一顶帽子,并无实体。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并不是自我的一种真实呈现,而只是一种炫技式的表演。当然,我个人的阅读趣味喜欢那些更有可读性的作品,我认为作品如果不能给人阅读上的愉悦就不能算是真正成功,但这肯定与媚俗无关。混乱现象的出现也许与时代的突变及价值观的沦丧不无关系。用米沃什的话说,一切都被简化为生存竞争,“整个价值体系已经被摧毁,包括善恶分明、美丑分明的划分,还有真理的概念,也都已被摧毁”。布罗茨基也曾调侃,在二流时代只能做一个二流诗人。诗歌本身既代表着一种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价值的建立。我同样赞同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诗歌是一种反抗。这反抗不仅代表着对旧有秩序和思维方式的反抗,也包含着对诗歌和批评内容出现的话语权势的反抗。表面上看,建立和反抗似乎矛盾,但实则代表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个人一直喜欢持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或立场。正如我赞同布罗茨基所强调的通过诗歌保持个性以对抗权势的观点,也同样赞同米沃什对诗人沉溺自我,过于个人化的批评;也正如我赞同诗歌回归到本体,保持自身的一种纯粹性,同时也希望诗歌承担起某种责任,带有某种伦理作用,或诗歌有其独立性和自身发展规律,但也受制或得益于它所处的时代。真理往往存在于悖论之中,诗人和批评家在写作或评论时会强调和注重某个方面,但在认识上缺少包容、执其一端就不好了。纯粹的诗和包容的诗与诗的好坏并无太大关联。诗人在写作和思考时服从直觉,不一定也似乎没有必要考虑理论问题,但在他的心中至少有一个清晰或不那么清晰诗的标准或样本。诗的本质是什么?一首诗应该表现或规避什么?我们对这样的问题认识越深入,我们在写作时才能更好地把握所写的内容或题材。同样应该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更加完善的中国诗学体系。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趋势是一些人试图从古典诗歌那里汲取养分,或主张接续到古典诗歌的传统。这与前些年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当然也不妨孤立地视作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但与传统接轨必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对现代性的关注。接续中国传统固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但怎样来做确实是一个问题,至少不应该把旧体诗中的陈腐的内容当成新鲜货加在新诗中。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对世界文学遗产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继承民族传统也好,建立本土写作也好,也同样包括借鉴世界文化,共同的前提是具有世界眼光,或是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并且关注眼前的现实。这样说并不是像有些人善意赞同或恶意反对的走向世界,而是要写出真正的一流的中国诗歌——同样在世界范围内也应成为一流的作品。我在文学上的态度往往是既保守又激进,任何出发点良好、有意义的尝试都应该得到支持。但问题在于这些探索,这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是否得到真正的重视或总结。至少就我目力所及,还很少见到这方面的深入探索和有见解的批评文字,尤其是一些诗歌中的优秀品质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多数人对诗歌的趣味仍然更多地停留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最多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国外的写作。

有一点也许需要加以说明。我并不是说文学或诗歌越新就越好,趣味的守旧和出于创作和风格考虑有意识的选择应该是不同的。创新是文学的一个必要手段。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但新的手法和现代性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它们不是出于种装饰的目的,甚至也不是为了求新,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本质。齐泽克的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



要探测时代精神的变迁,最为简易的方式就是密切注意,某种艺术形式(文学等)何时变得“不再可能”,如同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小说最终战胜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自此之后,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其实还是可能的,但规范还是由现代小说创建的,传统的形式――用黑格尔的话说――要由现代小说来“调停”。在经历了这次突变之后,普通的文学趣味把新近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视为讽刺性的模仿,视为怀旧的努力(努力夺回已经丧失的一致性),视为肤浅、虚假的退化,或者干脆认为它已不再属于艺术领域。(《斜目而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和方法,只有这样的文学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体现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或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另一方面它又能够超越时代,进入传统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诗人在写作时不必有意识地刻意表现这个时代,但一定要对自己的时代有所认识。艾略特自己说过,他在写《荒原》时,根本不知道在里面说了些什么。这可能是故弄玄虚,却也不无真实。如果说写作接近做梦,那么里面更多是下意识的成分。但问题在于,诗人在写作时并不可能置身于世界之外,也无法回避时代的种种问题。只是考虑写作本身很难成为写出真正优秀的诗歌。中国的诗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缺少自觉意识,陈旧因袭,而批评标准失衡、方法单一,忽略了诗歌内在的因素。改变的出路是要在保持诗歌自身特点的前提下扩大诗的空间,在保持批评纯正性的前提下增加批评的维度。而近年来的一些诗人和批评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在诗歌写作中努力扩大自己的空间,而批评也在努力增加新的维度。这对沉闷的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从沉溺于个人情感经验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面对更为广阔的天地。诗人们除了更加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从前些年伊拉克战事,到打工诗,地震诗,都反映出诗人一种超越旧有题材的自觉追求。诗歌关注社会问题是对的,表明立场和观点也不会错,但要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所表现的内容能否被诗的形式所承载,或能否转化成诗歌。如果无法完成这种转化,或转化后无法体现出诗的特征,那么这就不能算做成功。这也就是所谓的诗艺。诗艺不是一种装饰,而是消化现实的工具。一首诗要是仅仅是表现出一些社会问题本身而不具有艺术特征,我想那不会比一些政论文章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诗来表现呢?用其它的形式岂不是更好?难道仅仅是借此毫无必要地表明诗的一种姿态?二是要看这些新的内容是否能被赋予一种现代性,是否与时代的本质或审美精神相符。现代性的说法在近年来在诗人中得到普遍认可,但对它的理解仍然片面而浮泛。在我看来,追求现代性既不应是满足于一种时尚,也不是用以增加现代特征的装饰,而是出于一种对当下的关照,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同样,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也应该体现在作品的趣味和审美倾向上。在一篇很有见地的批评文章中我读到这样的观点,认为八十年代以来,诗坛有一种寻求回归文学本位的冲动,导致诗歌的技艺取得了无上地位,同时导致地抛弃社会政治观念与思想价值分析。反对技艺至上我十分赞同,我同样反对那些蹈空式的诗歌写作。问题是技艺至上和尊重诗歌的自身规则应该不是一回事。如果片面地离开审美要求去强调社会政治观念与思想价值分析,是否会导致诗歌的“政治正确”而忽略了艺术自身的价值,使诗歌重新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同样的问题是,诗歌是否能消化或承载过多的社会政治观念与思想价值?对此我们是否要用新的技艺来予以解决?

新诗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开拓和创新是当务之急,在创作上不妨可以做出大胆的极端的尝试,只要有助于诗歌整体的发展,任何实验都应予以肯定。批评同样要有更多的维度,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更加需要宽容,我们尽可以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尽可以采用新的批评维度,但任何手法和维度都只能是策略,而不能视为原则。在坚持自己的手法、姿态和立场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尊重不同的探索。因此,无论是扩大诗的空间也好,增加批评的维度也好,必要的前提是尊重诗歌的自身规律,增强对诗歌本质的深入认识和把握,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全面、完善的诗学体系。

(选自《诗江南》2013年第1期)

评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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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9 14:24:19 | 显示全部楼层
来田庄兄这里坐坐。

今天比较清冷,我就是来热身的呵。带走了。

感谢田庄兄!祝福北京!
发表于 2015-10-29 14:26:50 | 显示全部楼层
布罗茨基也曾调侃,在二流时代只能做一个二流诗人。诗歌本身既代表着一种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价值的建立。我同样赞同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诗歌是一种反抗。这反抗不仅代表着对旧有秩序和思维方式的反抗,也包含着对诗歌和批评内容出现的话语权势的反抗。表面上看,建立和反抗似乎矛盾,但实则代表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个人一直喜欢持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或立场。正如我赞同布罗茨基所强调的通过诗歌保持个性以对抗权势的观点,也同样赞同米沃什对诗人沉溺自我,过于个人化的批评;也正如我赞同诗歌回归到本体,保持自身的一种纯粹性,同时也希望诗歌承担起某种责任,带有某种伦理作用,或诗歌有其独立性和自身发展规律,但也受制或得益于它所处的时代。真理往往存在于悖论之中,诗人和批评家在写作或评论时会强调和注重某个方面,但在认识上缺少包容、执其一端就不好了。纯粹的诗和包容的诗与诗的好坏并无太大关联。诗人在写作和思考时服从直觉,不一定也似乎没有必要考虑理论问题,但在他的心中至少有一个清晰或不那么清晰诗的标准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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