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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随笔] 刘波:时代现实下的诗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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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9 15: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田庄 于 2015-5-19 15:13 编辑

时代现实下的诗歌审视


■刘  波






    在文学的市场里,政治没有终结。历朝历代的小说,写人叙事,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也是对人世伦理的政治解析。时代、文学和政治,三者之关系,既没有遵循进化论的正反比例,也无此消彼长的演变规则,更多时候,呈现为无解的状态。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参与,乃至最后的彻悟,都可以在时代与文学的范畴中达至一种慢的境界。

现在,我们的文学反政治意识形态,很多人叫嚣着与政治绝缘,主张写作要回到文学本身,只涉及语言、技艺和安全的归宿,但是,这并非万全之策。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回归人性,是要放弃抵抗,实则是在逃避。回归人性,对一些写作者来说,就是借口;而逃避是因为惧怕,我们惧怕谈论和书写政治。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一生的恐惧主要来自两个向度,一是死亡,二是政治,这是有道理的。当政治仍然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时,那些因政治而遭受过折磨和迫害的人,只好放弃抵抗,缄默不语。如此环境,政治自然就成了禁区,尤其在文学领域,政治的暴力和阴险让很多作家患上了精神病症。正是因为害怕、恐惧,才有遮掩、躲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越发会变形、扭曲,我们才可顺理成章地对政治之事漠不关心,以至混淆视听。一些诗人和作家笔下的良心文字,又何尝不是文学与时代、社会之关系的折射呢?关注个体,书写内心,可以说都是政治写作的一部分;而拒绝谎言、挖掘真相的立场,同样也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隐秘通道。这一条道路所通向的,正是诗人的灵魂与良知,不管他是以何种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王国,他为个体寻求权利的书写,为人生积累价值的行动,都是在拓展真相的边界,让自我发出正义之声。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没那么可怕,只是千百年来国人在它们之间人为设置了障碍,为政治的“深水”所吓倒。文学有人性的关照,民主的政治也应该是人性的,一切脱离了人性的政治与文学,那又如何成立并长久持续呢?但凡优秀之作,总是在人性终极问题上有所承担、有所追问的。“在东方诸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孙郁语)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为此纠结、不安,甚至作了灵魂的自我放逐。文学与政治在我们的生活现场,被微妙地转换成了模糊的经验、统一的意志。如此一来,写作就变得苍白而平淡,失去了那层思想的光泽。

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否就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以失去审美的现代性为代价呢?其实不然,只要处理得好,把握适当,同样会有一种既丰富又不乏尖锐感的情怀。在政治面前,诗歌不是笑话,诗人也非小丑。诗歌就是在时代面前以抒情的方式所呈现的不和谐音,它庄严、真诚、有力;诗人是从一切常识出发,去表达个人的心灵创造和语言可能。由此,真正有现代感的诗人,他在写作中,既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又得注重现实担当。他应该有质疑、追问,有必要的反抗和清醒的认知。比如,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有一首写时代与政治之关系的诗,题目叫《时代的孩子们》,我们当可从中见出女诗人思考的宽广度与深邃性: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

这个时代是个政治的时代。



所有你、我们、你们

每天和每晚的事

都是政事。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接受了政治的遗传,

你的皮肤带有政治的色调

你的眼睛具有政治的眼光。



不管你说什么都会产生共鸣,

不管你隐瞒什么,

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政治影响。



你即使走进了树林,

走的也是政治的脚步,

踩的也是政治的地盘。



非政治的诗也是政治诗,

虽然上面照着月亮。



中国女诗人少有如此写诗的,当她们都热衷于抖搂那点隐秘的情感或不着边际的呓语时,何尝知道优秀诗作还需在思想的层面有超越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小感觉小忧伤的表象上。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既有她作为女性独特的风格,也有对于世界终极的探讨,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让一个诗人非同凡响。中国的女诗人虽不乏想象力,也不缺少睁眼看世界的敏锐,但她们匮乏的就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自身走向更深邃世界的信心。这也是中国当下的女性诗歌虽然一派繁荣,但与1980年代的女诗人相比没有多少思想性突破的原因。“我们必须怀有某种价值信念,否则我们即使拥有某种经验,也依然不能判断散乱经验背后的整体意义。”(徐贲语)这一点放在作家和诗人身上,同样成立。如果作家没有一种持久的理想,没有那种将他散乱的人生经验归拢起来的信念,他就不可能写出大气而有活力的作品。

大胆地走出自己封闭的语言小屋,从另一种角度打开视野,重新观察周遭的生活和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片能够承载力量的天地。现在很多诗人都沉于自己的小情调里,无法从温和的絮叨中走出来,走到一种开阔的气场中去批判和担当。这些人写起诗来,畏首畏尾,讲求中庸、和谐之美,不敢越雷池半步,没有逼视,没有追问,没有质疑,没有伤痛,一切都显得乏力、矫情。美国社会学家马克·科兰斯基在比较1968年美国与俄罗斯诗人的区别时,曾得出了“政治与诗的品位有很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对诗歌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年代之影响的总结。而在当下中国社会,诗歌的成就虽然已被认为高于其他文学体裁,然而,真正富有力量和原创精神的诗人并不多。当那些抵抗者与不合作者在隐喻中写绝望,在压抑中作清醒之呐喊时,自我觉醒也不是没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政治入诗,有人认为,这不免外在。而他们所言及的更内在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处境:活得卑微,缺乏一种明晰的警惕和反省之意。写诗的时候,在政治的边缘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生怕触碰了那片敏感区域。对此,诗人朵渔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现在的诗人普遍惧怕谈政治,怕伤害到他那小小的‘美学’心脏。这其实是把‘政治’读小了。”玩政治需要手腕,很多人的惧怕,还是因为历史让一些诗人没有从噩梦中走出来,对过去那罪恶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即便朵渔对于政治入诗有着如此明晰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在各种压力面前选择自我消音,以让自己的写作远离政治,干净而纯粹,安全而有分寸。在此,有几个很多人不愿谈及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政治与诗歌之关系中诗人的责任;诗人在讴歌与批判之间的两难挣扎。诗人的责任,肯定不仅仅是写不写政治诗的问题,而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写诗?你写诗的目的是什么,轻薄的表演还是真正的兴趣?追名逐利的诱惑还是重建正义的梦想?当越过这些基本的理念之后,你的超越感体现在何处,向往光荣还是正视原罪?神秘混沌还是愈发清醒?这些,其实都是关于政治入诗前后所要面对的,只要存良知和诗心,这些问题都无法绕过。为了身体的安全,可以违背良心;为了逃避责任,也可以放弃抵抗、反抗乃至对抗。这不是真诗人的姿态,而是缺少了勇敢、独立和不卑不亢的人生格调。

在谈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作品时,杨炼从他身上也延伸出了关于中国新诗的想法,以及更多世界性的观念:“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乃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是全部隐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在阿拉伯语境中是被巴以冲突、在中文语境中是被意识形态——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是使诗与人本质合一。”什么是诗歌精神?杨炼给出的定义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1990年代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显性动力,如今这种精神却在消费社会的挤压下悄然退场。精神的隐匿或丧失,同样需要精神本身来加以激活与重建。诗人的抗争精神,不仅仅是来自对语言的狂热,更多的,还是需要一种文学力量上的持续坚守作为支撑。持守这种诗歌精神的诗人,在当下确属凤毛麟角,但硕果仅存的那几位,他们在继续张扬和丰富这种诗歌精神,同时也在传递与实践这一精神。他们独立、清醒,拒绝蒙昧,不在风雨飘摇中随波逐流;他们还存有一种难得的、纯粹的理想,去要求自己写出同时也活出一个诗人的尊严。









对现实的书写,对历史的打量,最后必定也是以审视的姿态来完成,否则,我们从中得不到对真相的揭示,对尊严的固守,对信念的坚持。即使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抒写,诗人也得以良知的介入,找到通往公共尊严的书写通道,以此对接个人与历史、时代和世界的精神立场,这更需要诗人以灵魂入诗。

在非常态下,这个时代秩序的混乱,恰恰成为诗人们把握世界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政治介于个人与时代之间,成为人们无可规避的中间物,除非你完全没有经历一个社会人的环境,而是深居于自然与宫闱的封闭中,没有任何社会属性。但是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再像古人那样,完全脱离社会和区域限制,做一个彻底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必须与政治、伦理打交道,包括我们在社会中所受的终生教育、工作环境、生存目标与世俗欲望等,都在政治与社会的架构中,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我们在诗中书写政治,为苦难、不公,为自由、道义,至少我们可以逼出那份隐于体内的羞耻,那种压抑的疼痛,而不是虚伪地苟活。

当悲剧成为时代的象征时,诗人对于悲剧的那份敏感,在写作中的渗透就会显得异常精彩。面对苦难,诗人要行动,用手中之笔,以自由之思,对抗那企图灭世的团结感。战争、暴乱、死亡等,这些与悲剧相关的主题,都与人类的尊严相联。尊严一旦丧失,自由一旦破坏,个人的信仰遭到强奸,自省遭到屏蔽时,群体自发地组织起来审判社会将在所难免。当一个群体在权力面前自我矮化时,诗人就有责任以词语来指认政治,他所运用的不仅是感性的呼号,更是理性的思想对抗。他以严肃去面对死亡,以心灵来软化残酷,以终极的价值思考,来促使公众对拯救个人与群体被奴役现状的反思。

希望能在瞬间变为绝望,而绝望也有可能在瞬间成为希望的转折点。政治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有时同样在相互牵扯与制肘之间转换。当政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被异化,各种悲剧和惨案接踵而至,带着求真意志的诗人能够凭借本能站出来,以精神的抗争去为政治死亡鸣冤叫屈,乃至以文字的方式为自由和道义殉葬。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他吹口哨召回猎犬

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这首著名的《死亡赋格》,曾引起了二战之后德语诗坛的轰动。全诗一共四节,前四句每一节都是重复,后面在字词和语气上则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轰动,乃是因为诗中所透出的残酷现实和一种抗争的力量,诗人就是在处理重复的句子时,将其和叠加的苦难记忆作了对接,让生命的现实通过语言的真切表达,定格为一种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却又深于隐喻、象征以及必要的直白其心,哀而不伤的是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是抽象的情绪与具体语言之间的交集和转换。

我们现在来读这样的诗作,可能已感觉不到多么震撼了。因为没有经历二战期间德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时过境迁,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到一个特殊时代群体人心灵的痛楚。尤其是当苦难被遗忘时,丧失感受悲剧的能力也已在和平年代悄然成为现实。如果说显性的悲剧能在时代中留下鲜明的投影,那隐性的悲剧,则是在人内心里所留下的创伤痕迹,它持续的时间定会更长久。悲剧的发生,不仅与人心相关,还和意识形态相联。当袁伟时先生说,我们历史的教训应当转化为“历史的智慧”这一说法得以成立,那政治的教训同样也应该转化为一种政治的智慧,它是为人带来生存权利的,而非灾难和悲剧。

《死亡赋格》这样的诗歌看似与政治无关,但是,透过表象,我们可以洞察到诗中还是暗含着诗人一直都在思考的“死亡政治”,这是死亡、政治与时代的综合象征。诗人在诗中的呐喊与追问,是对刚刚过去的黑暗时代的控诉和抗议,是对人为灾难和浩劫的心灵记录。他承担了诗人作为良知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这对于经受过苦难的人来说,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需长久恪守的立场。他替一个苦难民族的人在说话,在怀疑,在寻找被遮蔽的真相,在挖掘被遗忘的记忆:集中营叠加的死亡,目击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这种沮丧的经历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是一种视觉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也是精神在众多死亡之后的伦理献祭。

保罗·策兰,这位曾经历过父母双双被杀于集中营之惨痛记忆的诗人,虽然有过不凡的语言艺术创造,但最后也在各种压力下自沉于美丽的塞纳河。死亡与河流的结盟,让诗人完成了在死亡政治中的肉体毁灭,他将灵魂之重与身体之轻作了一场切换,这是精神上不可承受生命之重的悲剧。他能经受住时代的灾难,以及死亡带来的心灵痛苦,然而,内心的情感压抑,则会在瞬间断送掉一个人的性命。坚强与脆弱,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最坚强的是人,最脆弱的也是人。而对于诗人来说,脆弱的神经,有时比坚强的个性更容易将人引向自我毁灭之路。一个诗人能承受时代的打击,或许经不住一场因为生活琐事而引起的小争吵。自尊在诗人身上的体现,是最为敏感的佐证,它能让诗人在权力面前奋起反抗,能在利益面前拒绝诱惑,但它也可能让诗人在情感的受伤中自取其辱,自我毁灭。古今中外,在尊严与压抑面前自杀的诗人,太多了,诗人的敏感脆弱,倔强偏执,已经成为诗人在死亡政治中的精神标签,这也是他们在情感和语言交汇之路上的悲剧见证。

当悲剧历史的全景图被翻过一页之后,我们所能触摸到的,已经不是当时发生的历史现场,而是由历史所延伸出来的悲情记忆,乃至由此形成的思想场域。政治楔入诗歌所产生的诗意,要么是赞歌般的激情昂扬,要么带着质疑和批判的眼光,书写人类对尊严的普遍期待。保罗·策兰,没有像一些过上好日子就忘记苦难岁月的众生,悲剧意识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死亡赋格》或许正是他作为诗人在政治意识上自我觉醒的见证。他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痛苦记忆,还是一代人的悲剧历程。诗人由此走上的诗歌之路,不再是无病呻吟或豪言壮语,而是将诗歌当作和西方宗教一样的信仰,并恪守终生,最后以再度取消自我,完成身体与死亡之间的转换。对过去的遗忘,就是一种罪,我们需要铭记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将其转化为“历史的智慧”,以警示当下。策兰用切入灵魂的诗歌书写做到了,并且做得令世人信服。









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一头扎进了小情小调之中,山水之情,儿女之情,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出于本心的感喟,那代表你过得幸福,活得滋润;抑或将苦闷和郁结压于心底,不是唱赞歌和当传声筒,但却表现出一种自得其乐的表象欢快,于是那低吟浅唱之风,愈演愈烈。如此做法,是所谓将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示人,而把那丑陋与不堪隐藏起来,这是国人一贯的态度,因此,多数作家也是按这一心理在规训自己的日常思考。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胜利法,在国民身上已根深蒂固,有积重难返之势。一个人在无奈的困境中挣扎,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时,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阿Q精神是一种自我拯救疗法,但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大面积地加入到了阿Q的队伍中,寻求一种没有灵魂冲突的精神胜利写作,既迎合了主流,又获得了利益。只是操守的丧失,已让良心写作成为了浮在生活表层的文字游荡,迷离而浑噩,更多时候还是一种顾左右而言它式的不得要领,轻浅、滥情,甚至无来由地在权力面前跪下去,作顶礼膜拜状,那是中国特殊环境中的集体无意识,很自觉的一种从众参与心理已成主导。

一些因为参与了零度政治写作的诗人,都暗自庆幸,甚至不乏一种得意之情。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越过了政治的那道禁忌防线,而迈向人性的平原了,在那里,诗人们尽可以“政治正确”地驰骋想像,还可以沉于“词语的炼金术”,看透那红尘世事,完成和解的穿越。于是,反讽、批判皆被道德宽恕、犬儒幻象所取代,羞耻之感刚刚被提起,却又被重新颠覆,最后进入遮蔽的晦暗不明。此后,戏谑之风盛行,娱乐意识凸显,失去判断、自我重复、力量匮乏,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时,我们就要看看自己是否掌握了那门平衡艺术与历史、政治的手艺,它决定了一个诗人是停步于浅薄,还是走向深邃。在这方面,诗人或许都有矛盾与分裂的两面,写诗,就是自我审判的过程。诗人一旦没有困惑了,写诗可能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活,灵魂的复杂性消失,创造意识相应地变得贫乏,肤浅、油滑接踵而至,这是诗人在诸多依附中自我绑架的结果。

我相信,只要还在坚持,谁都不会轻易否认自己所身处的诗歌现场,但同时,会有相当一批人不敢或不屑承认自己正在接近文学政治的中心。因为那是一片不知深浅的未知区域,少有人敢去冒这个风险,于是他们只好作自我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最终丧失一个良知者的抗争意识。这就是现在一些成名成家的诗人,或者以道德的名义端着架势,放不下身段,或者以先锋的理由继续无耻到底,总之,要么把诗歌写得越来越精致端庄,不痛不痒,要么就是一幅面目可憎的怪异表情。正是在这样一个被规训的诗歌江湖里,精英诗人们缺少了一种原始、野性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或许就是诗歌力量的源泉。瑞士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他在为法国诗人菲利普·邪各泰的诗集作评时,开篇即提到了他“靠近”雅各泰诗歌时的那种感觉——“一种信任被唤醒”。现在,有多少诗人的诗歌还能让人产生信任?对于很多诗人来说,要么是原地踏步,踟躇不前,要么就是走复古路线,选择放弃冒险意识与现代品格,靠成名作或代表作混迹于诗坛。这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但真正能叮住社会与时代之病症的文字牛虻并不多,因为那普遍的惧怕心理,因为那追名逐利的滥俗风潮。

在当下,对先锋精神和现代性要求高的,还是那些具有求真意志和综合素质的诗人,他们大都有将历史、政治与生活、存在等多种元素进行艺术整合的能力,且真正呈现出力量感。而还有些诗人,虽然也不乏才华,但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其写作格局还是狭隘了些,思考的气场小了些,他们的写作还是缺乏一种耐性和冒险精神。于坚说:“在汉语中,没有诗,人就无法生活。因为汉语是诗语。文人没落,诗修辞方式依然暗藏在语言中。中国人都善于含沙射影吧?什么是含沙射影,那就是言此意彼。说得知识分子点,就是隐喻。汉语是讲关系的语言,关系,就是要根据语境才能明白上下文,也可以说是空间感,点到为止,其中关系、奥妙要会听。言近旨远,说得好听是诗,说得难听是话中有话。这是普遍的汉语修辞,我说的拒绝隐喻也是要拒绝这种东西,太压抑了。诗是对这种日常语言的升华或叛逆,如果没有诗歌影响汉语,颠覆陈词滥调,这种隐喻模式就是僵化、黑暗,窒息生命。诗歌的力量在于使汉语保持着活力。”在诗歌创作中,你不写到一种极致,不亮出一种绝对,不交出一颗真心,那种美感是出不来的。在写作上,你必须把自己逼入绝境,随意地写出的作品,力度何在?对写作没有困惑、挫败感与敬畏之心,没有难度的创造,那充其量也就只是码字而已,离真正的诗还很远。

不管是你是惯用隐喻,还是直白其心,在汉语政治面前,优秀诗人总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抒写性灵,自成高格,那是诗歌信仰所带来的福祉。对于诗人来说,诗歌的柔韧度,有时往往就体现在你的用力程度上,用力过猛,越过了那条文学的边界,只有苛求与责难,演变为纯粹的政治抱怨或道德说教,自然无诗味;用力不够,则会显得轻飘飘,绵软如婉约低语,没有痛快淋漓之感,还是导致无诗味。如何去把握好政治与汉语之间的张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度,就显得异常重要,它决定了一个诗人能否走出语言乌托邦,进入时代现场与自我的德性、教养进行对话。同时,这也取决于一个诗人所坚守的立场。

关于诗人的立场问题,阿多尼斯在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夏榆的采访中,如此说道:“诗人应该持守一种生命的立场、存在的立场,而不应该仅仅是文化的立场。诗人应该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描述者。在诗人和世界之间,应该保持一道鸿沟,应该被河谷和山峦隔开,诗人就应该被西绪福斯的巨石所包围和困扰。”坚守生命和存在的立场,才是伟大诗人的志向。既然要有所创造,作单纯的记录对于诗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要在记录中渗透自己的独特美学,并要有为这种美学思想的传播和实践赴汤蹈火的勇气与胆识。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还要有自己的本土文化精神,有对传统与当下作有效融合的能力。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技术,盲目地照搬西方,而任凭人心荒凉不堪,那么诗歌有感而发的古老法则就终将凋零。写诗,还是要让人心重回诗歌的内部,让思想之花在诗歌中渐次开放,摈弃空洞虚假的情感,端正把玩语言的游戏态度,这样才能重建先锋诗歌在整体表达上的力量平衡。有人说,诗歌没有这么简单,于是出现了各种创作道路:走向形而上,但很可能导致不及物,凌空蹈虚;走向形而下,可能感性有余而知性不足,歇斯底里的矫情频频再现,最后流于碎片化,以及不合时宜的感伤。很多坚持写作的诗人,写到一定程度,总愿意将敏感的触角伸向历史和政治,以便在探索和挖掘中寻求资源,其实,他们的回归又何尝不是在对自我经验作思想加码呢?政治的诗意,就是由那些夹杂着率性、天真的行动所激活的带着独特美学意蕴的历史感,它能打破油滑与空洞的格调,还原我们久违的陌生化和创造性。这或许才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政治面前,诗歌不需要宽恕,诗人身上也没有贴上宽恕这一标签。诗人在政治上的局限,不是没有,有时甚至还是致命的,但这并不代表诗人不用去思考和书写那种荒唐、悖谬和反人性的粗暴。为了摆脱羞耻感,诗人们必须负重前行。你写得轻松,且自我感觉良好,没有思考的困惑,也无信仰的搅扰,你的诗歌何以能脱离平庸?正如朵渔所说:“我们能否过上有德性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政治是每个人的政治,诗人也不可能自逃于理想国。”的确,政治是每个人的政治,我们所讨要的有尊严的生活,与其息息相关。如此说来,政治也是每个诗人的政治,你需要去清醒地认识、思考、挖掘、等待和书写,而不是无休止的惧怕。

(选自《诗与思1》,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发表于 2015-5-19 15:51:23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田兄分享!收藏了
发表于 2015-5-19 16:04:48 | 显示全部楼层
田庄兄发此文,功莫大焉。
 楼主| 发表于 2015-5-19 16:42: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田庄 于 2015-5-19 16:46 编辑
罗傲鹰 发表于 2015-5-19 16:04
田庄兄发此文,功莫大焉。


惭愧,在下也难得静下来读些文章。多交流!
 楼主| 发表于 2015-5-19 16:46:45 | 显示全部楼层
炎子 发表于 2015-5-19 15:51
谢谢田兄分享!收藏了

同赏共析!远握!
发表于 2015-5-20 04: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说,诗的自觉上升到自我价值的方式时,自然是最好的状态。以一个自我价值的最高状态来取消了无数的世界追问,即实现这所有追问的最终结果,也是打开它们的钥匙。但不仅是打开社会的,也是打开自我本身的。如此协调,方不偏执和漂浮,或者说也不星星点点也。但是普遍的境界达不到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把持有这种境界的可能也作为某一种星点的反应,甚至更不如的“没有小情调的假诗”看待。这才是现实。就诚如写出这篇文章,以及他们践行的那个圈子看,他们并不能有点这样的觉醒。换句话说,他们的觉醒,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无知罢了。问题是,他们还要至以最高的绝叫。于是,黑暗更加黑暗。事实原来是这样子的,非得用历史说话不可,大自然的气息。
发表于 2015-5-20 08:25: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色色001 于 2015-5-20 08:31 编辑

诗歌抒写人民与土地,这和政治本身就是有联系的。
但政治一词的内涵却远不止人民和土地那么简单。

诗歌最好还是远离政治


 楼主| 发表于 2015-5-20 09:46:41 | 显示全部楼层
色色001 发表于 2015-5-20 08:25
诗歌抒写人民与土地,这和政治本身就是有联系的。
但政治一词的内涵却远不止人民和土地那么简单。

您说的远离是指诗人要有意识的回避或远离政治么?
 楼主| 发表于 2015-5-20 10:02:34 | 显示全部楼层
没压制住 发表于 2015-5-20 04:09
所以说,诗的自觉上升到自我价值的方式时,自然是最好的状态。以一个自我价值的最高状态来取消了无数的世界 ...

压兄言之有理,但问题在,脱离政治而孤立的谈“个人价值”,不是虚妄的么?
发表于 2015-5-20 10: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没压制住 于 2015-5-20 10:18 编辑
田庄 发表于 2015-5-20 10:02
压兄言之有理,但问题在,脱离政治而孤立的谈“个人价值”,不是虚妄的么?


不,不,田兄。作为有质地的真实的文艺,就是我强调的“走出文外”的“去对象化”的“正在此时性”,就是非功利化的精神存在。惟此如此,实之实现也。田兄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关节点,是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理论和大范围内践行这个行为,就是因为还没有捡拾地起掉在地上的“正存在”:它是真实的道德和个人情操的化身。注:可以把去对象化,理解为去表面利益化,和去为内容而内容化或去为表现主义化。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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