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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诗 语 与 口 语 引言

已有 497 次阅读2012-7-28 10:41 |个人分类:论文| 诗歌

诗 语 与 口 语——新诗诗歌语言的一个症结问题

 

引言:对象、问题和方法

 

九十年前,一场以胡适等人标举的“新诗革命”将白话引入诗歌,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决绝地认为这是告别“死”文学,创造“活”文学必然的正确的选择,由此发生了诗歌在现代中国的整体转向。“新诗革命”不仅否决了中国传统诗歌资源的惟一合法性地位,而且还试图以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整合古今中外的优秀经验,用白话的语言形式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和世界视野的新的文学世界,确立“活”文学的经典与辉煌,“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生出几许陶谢李杜”[1]。正是围绕这种破立思维,新诗在现代汉语中确立了新的诗歌空间和新的诗歌批评空间。

时至今日,新诗创作仍旧围绕先驱者们所开辟的园圃做纵深的探索和拓展,而新诗研究也主要着力于新诗演进的现代性追求、诗体建设、诗潮流变等方面。可以说,新诗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块相对独立的领域,有着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组织构成[2]。然而,在这样一个自足的文学空间内却充满了“混乱”与“断裂”。首先,新诗的发展虽然构成了不同于古典诗歌的诗歌景观,但是它自身的发展却始终受到诸如“身份认证”、“诗形之殇”、“时代精神”、“大众与通俗”等问题的干扰,其发展并非是以一种完全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来进行[3];其次,新诗的批评话语始终徘徊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加上新诗内部的错综复杂,常常不能在不同的诗歌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公约数”式的批评话语,换言之,新诗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成熟的诗歌理论。大量的诗歌评论和理论探索还只能解决个案问题,在此中论此,在彼中涉彼,而不能立足诗歌本体论对一般性诗歌问题做深入全面细致的分析[4]

从语言角度切入诗歌一直是新诗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然而,由于新诗语言的特殊性却造成一种视野上的狭隘和错位,有如雾里看花,导致这一思考路径长期流于概念的演绎和形式的拼凑。首先,新诗的发端始于对当时书面语——文言文的反动,可是在其发展、变革和变动的过程之中新诗却始终受着口语现象的纠缠。一方面,口语入诗对当时的诗歌呈现出的套语化、僵硬化写作给予了反动的矫正,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口语本身工具性、目的性太过突出而显示出艺术性的匮乏,又成为诗歌艺术的破坏者。这一现象又与新诗如何运用现代汉语的问题难以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形成新诗的诗语之难。其次,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既有重视诗歌语言凝练、含蓄,富有绘画美和音乐美的“纯文学”化主张;也有强调语言的原初性、当下性和口头性的“民间”化主张。经由不同的现代性,甚至先锋性的化妆笔所打扮的诗歌语言面孔已然呈现出京剧脸谱式的千变万化,但是如何建立一套更利于诗歌生长的诗歌语言批评话语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与其说新诗诗歌语言绝不是用“白话”、“口语”、“书面语”、“欧化”、“文白”等词语便能从容应对,还不如说新诗诗歌空间的基础不是语言而是“诗质”。如何在立足诗歌本体的前提下理解不同诗歌现象的内在本质,理解同一诗歌要素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切入的新诗研究也必须以诗歌本体为核心来展开,唯此才能最大限度贴近诗歌本身和诗歌史。再次,经历百年发展,“白话”成为新诗最大的传统;同样作为现代汉语诗歌,兼容中西,通融古今的“包容性”也成为新诗的主要传统之一,如何在具有自足性的“白话”系统内,更大限度地展现“包容”,如何在“包容”中体现“白话”具有的韧性和活力,这是新诗诗歌语言的重要命题。换言之,我们有必要考察在现代文学语境下实现“白话”从语言学意义到诗学意义的转变,而这其中就包括口语与“白话”乃至现代汉语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文学的任何理论和阐释都只是一家之言,构成考察文学众多维度之一。即便是按照依据诗歌本体论演进的诗学探索,也失于片面,因为对于诗歌的广义、狭义概念的把握,对于诗歌本质的确定稍有偏移或差池便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如姜涛所指出的,“在‘诗’标准的颁布中,某种‘目的论’叙事也随之被暗示,即新诗的发展是依据一定内在规律,向着某种审美理想趋近的过程。……然而,需要追问的正是,逻辑的展开能否等同于历史的本然,新诗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辩证规律,新诗史上共时的交错、偶然和矛盾,能否在历时的线性叙述中被有效呈现”[5]。实际上,诗歌的多样性使得任何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也许正是这种不可确定性让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将诗人放逐在理性至上的理想国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诗歌的“标准”化也包含了一种规定性和约束评判的企图,姜涛同时指出,“所谓‘诗’的标准,并非一个本质性概念,它的确立既是一般审美期待的结果,也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塑造、规训有关”[6]。也就是说,新诗“标准”与现代诗歌的语境有关,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从诗歌史的演进来看,格律曾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为文须论声律”,以至有“四声八病”之说,但是在新诗中这并非一个必要条件,所谓“没有形式就是形式(formlessness if itself a form)”。再如,胡适做《白话文学史》、编选《宋诗》想要证明白话诗歌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学事实和传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白话文学化身文学长河中的涓涓细流,在不断地补充、支持着主流的流向?在文学的场域,是不存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必然性的,因为文学始终处在连续的动态之中,它的变动足以撼动我们所积累的认识。

因此,在面对纷纭的新诗,面对驳杂的新诗史时,如何以一种既具有整体性又不失于具体性的考察方式进入成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也是我在研究生期间一直思索的问题。通过对新诗诗语、口语两种话语系统并行交错存在的现象的认识和分析,我认为从辩名析实入手,首先从新诗发生、发展的现场出发理清新诗语言的各种概念、理念,考察现代语境下诗歌不同的语言策略可以进入到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现代诗歌精神异变、诗歌审美价值系统转换等新诗的内部问题中做一些具体的认知。同时,我也深知仅仅以口语或诗语作为考察的中心也是不够的,需要从更为广大的视野去探索诗歌的纵深。因此,虽然立足于新诗史的历时坐标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此,在把握新诗是现代汉语诗歌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引入了康林的“本文结构”说和《诗探索》“字思维”的讨论,结合中西现代诗歌批评的实际,就新诗的本体论和实质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或许对于新诗来说,在“现代”、“汉语”、“诗歌”的三维空间中考察其生成是最具有挑战却也最具有诱惑的课题。

[1]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1935年,p21

[2] 姜涛:“20年来,新诗研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中,自成体系,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问题和框架。”

(姜涛,《导言 研究方法、对象的提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月)

[3] 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大部分诗潮都如流星一瞬。比如象征——现代派因抗战而中断,西南联大——九叶诗派最终沉寂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而朦胧诗潮以来的各种诗潮,常常未及深入便被新的所替代。

[4] 王富仁认为:“直至现在,我们仍然更多地用感受和欣赏中国古代诗歌作品的方式感受和欣赏中国现当代新诗作品,仍然更多地用西方的诗歌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的理论问题。”(王富仁,《为新诗辩护》,《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朱寿桐质疑很多新诗的研究“与新诗自身的实存、质量和特性其实并没有多少关联”,“大量的研究其实都还不能明白地通向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什么是诗(包括什么是新诗)?为什么表达这些内容就是诗?为什么这样表述就叫诗?”(朱寿桐:《序》,《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张桃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月版)

[5] 姜涛,《导言 研究方法、对象的提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月,p5——p6

[6] 同上,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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