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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的复辟》由心灵史诗《再生》导引的关于现代史诗创作的两地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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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3 13:5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史 诗 的 复 辟
——由史诗《再生》导引的有关中国现代史诗的对话
(2017年元旦续两地对话文本)


导言:
江河式追问:史诗的时代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产生史诗?"
在诗的疆域内,历史在不断更新史诗内蕴的同时也将不断更新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现代史诗是否诞生就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民族和时代的意志;不是诗人的好大喜功而是史诗在召唤着它的创造者和殉道士。”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对自我的深省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加入;对艺术的创造就是对艺术的顺应。”
在诗歌现场无限混乱的境况下,许多无效文本被反复解读,而许多有效文本又被长久冷落。格仁拜因的写作有效说,是我们放弃盲从和迷信的依据。”
种种迹象表明,史诗创作的大门并不像某些大人物说的那样早已关闭了。值得珍视的是,我们自己在耳顺之年尚执念于史诗,并期待一种镜窥和鸟瞰的可能。”
对话者:
骆耕野{诗人、艺术评论家、现代艺术家},栖居地四川成都
孙谦{诗人、艺术评论家},栖居地浙江义乌
时间:201511----
正文:
《由中国现代心灵史诗【再生】导引的有关中国现代史诗的两地对话》
史 诗 的 复 辟
——由史诗《再生》导引的有关中国现代史诗的对话


江河式追问:史诗的时代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产生史诗?"
在诗的疆域内,历史在不断更新史诗内蕴的同时也将不断更新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现代史诗是否诞生就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民族和时代的意志;不是诗人的好大喜功而是史诗在召唤着它的创造者和殉道士。”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对自我的深省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加入;对艺术的创造就是对艺术的顺应。”
在诗歌现场无限混乱的境况下,许多无效文本被反复炒作、解读,而一些有价值、且价值极高的文本又被长久冷落。格仁拜因的写作有效说,是我们放弃盲从和迷信的依据。”
种种迹象表明,史诗创作的大门并不像某些大人物说的那样早已关闭了。值得珍视的是,我们自己在耳顺之年尚执念于史诗,并期待一种镜窥和鸟瞰的可能。”




一、缘起:
按语一:孙谦说
2014年12月,我从孙文在成都陕西街淹没于书山的寓所中,偶然翻检到了诗人骆耕野{因为骆耕野长我两岁,且是我敬重的前辈诗人,以下尊称骆哥}的诗集《再生》,当时,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9年8月出版的小册子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感觉,诗集中作者标明为史诗的作品《再生》,与我正在关注的现代史诗创作{其时泊居北京的诗人螻冢,正在着力推动现代史诗的创作,主办“天铎奖”,受螻冢之邀,我亦时有参与}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再进一步阅读《再生》之后,我深感这是一部被严重忽略的现代史诗文本,无论从意识高度,还是思考深度;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创造境界,是完全有实力与当时曾致力于史诗创作,并有文本产生的几位重要诗人如江河、杨炼、海子、骆一禾等并列,并有必要被重点关注的作品,以上几位诗人的史诗都曾被大量评论,从方方面面涉及,而《再生》除了谢冕先生的一个序言,讫无一篇相关评论,与其作品内在的品质极不对称。
而后,2015年初,我漂泊到了浙江义乌,并随身带上了《再生》,以便进一步研读。2015.8.26我收到骆哥传来的跨界装置(处女)作《遗嘱“99+1”》,在讨论我撰写的短评"我对装置《遗嘱“99+1”》的浅见"时,告䜣了骆哥我对现代史诗《再生》的解读,尔后,接到远在成都的骆哥的电话,几个小时的长谈直到手机断电。这次谈话中,骆哥提议是否可以中国现代史诗为题展开一个相关的对话,这个提议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2015年9月我向骆哥建议将《再生》制作成电子文本,由我推荐给诗人螻冢,在他主持的“天铎奖”平台上发布。10月,我收到了编排一新的插图版《再生》和其后记的电子文本,然后,我附带说明转发给了螻冢,螻冢随即将《再生》的后记发布出来。但《再生》文本,螻冢认为其中涉及的敏感话题,还是暂时回避为宜。螻冢是一位知觉相当敏锐的诗人。如此一来,我就更加感到《再生》的尖锐性,无疑,它是一支刺穿时间的利箭,虽然从其诞生之日到当下时刻,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是读到的人,仍会感到那扑面而来淋漓血气,以及心惊肉跳的刺痛,诗歌与时间的对抗,在这里获得了某种参照价值。这个主题的超越性,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形态,或许,此后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形态都是密切相关的,它涉及到的民族道义和智力因素是复杂而丰富的。当然,《再生》会带着具体的时间的血气、体温和脉动,注入到历史的躯体之中。我们现时诗人的思考既未蜕化,也未钝化,只是语言方式一直在变化之中。诗是时间的艺术,一个时间段,自有其语言的表述方式。
中国的现代史诗是骆哥与我纠结于心的事,两年中,我们时有电话和信件交流。
2016年9月下旬骆哥专程到浙江义乌寻访其先祖骆宾王的踪迹,也顺便与我作史诗对话。我们连续四个下午的促膝长谈,以《再生》作为一个导引,溯着史诗的历史脉络,同时考察史诗的现代境况,力求为现代史诗生发的缘因,个案类型,及其断续向前衍伸的路向,寻求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经历中的深广的明证。在江南依然延续的暑热的对话中,骆哥的谈话让我触到了回忆的快乐和语言机杼的深味,更最要的是,我们在任意发挥的交流中,始终交织着相遇的激动和兴奋: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试验,被我们用来完成这样一项与任何实际生存毫不相干的,关于现世诗歌”钩沉”的话题。义乌的世贸君亭华丰酒店顶层茶室,正好与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儿时《咏鹅》的宅基"骆宾王公园"遥遥相望,按骆氏家谱载,骆哥系五十四代世孙。透过一杯清茶和茶色玻璃窗投射的阳光所交织的光线,连日来审视、探究诗意栖居的可能,我们想往着记述时代精神的发现所化成的史诗的情感、结构和本质。时间和精力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贵重之物,而此刻,我们企望通过这贵重的时间和精力,来传达感情经验,意识经历所匹配于史诗的理解。
骆哥谦虚地称自己为过气的诗人,其实,我从开始写诗之日起就是过气的诗人。且丢开过气或者前卫的标签不说,我们所要探究的是中国现代史诗生发的现场背景,史诗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史诗的本体构成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让我们“扮演着探索者、试验者和提问者的中心角色。”{布罗茨基 语}本着忠实于时代精神的原则我们展开工作,而在我们这个后极权社会形态中的时代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评判,无疑是其重心之一,诗性的评判正在进行中!

按语二:骆耕野说
得悉我1986年截稿的现代心灵史诗《再生》及诗论“后记”(1989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诗人”丛书)被台湾《蓝星》诗社{屈原诗奖}、民间史诗{天铎诗奖}获奖诗人孙谦在三十年后偶然“钩沉”颇感意外。认识孙谦缘起其弟孙文4年前转赠我的孙谦诗集《风骨之书》(2003台湾业强出版社),毋庸讳言,由于本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本土现代诗歌运动的那场“革命”持保留意见,之后与诗界几乎绝缘,于孤漏寡闻中忽吟孙谦组诗《魏晋风骨》,感其质地如黑铁铸鼎般朴拙凝重,不禁为之一振。后得知他系“自学成才”,在一众诗青都唯恐不”先锋”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竟然抽身“前后朦胧诗”外,承续中国现代诗歌的另一支脉“台湾诗学”,组诗《魏晋风骨》获1992年{屈原诗奖},诗集《穆斯林词》和《新柔巴依集》2012年获悉尼”国际汉语文坛”{首届年度奖},诗集《苏菲绝唱》上卷获2014年”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部长诗与札记合集《穆斯林三部曲——穆斯林词、新柔巴依集、苏菲绝唱》》与我省诗人向以鲜的《我的孔子》同获2015年长诗、大诗、史诗民间{天铎诗奖},堪称罕有的50代“另类”诗人。孙谦其时正客居锦城闹市却不尚交往,遂生出一份莫名相惜,故藉孙谦来馆观看我策划的几届中国“二十一世纪东方表现主义油画”展时,曾数度于客流中邀他择日单独来馆小叙皆未得见,后问起孙文才知他已举家迁至浙江义乌,无面诉《魏晋风骨》之缘不免有些怅然,但想想他无心与我这个过气的八十年代诗人交往倒也符合他和而不群的心性。未曾想去冬忽接孙谦来函,称被其从孙文处携至义乌的拙著《再生》被“重新发现”,我和孙谦同居锦城时未能结谊,前缘却因中国现代史诗而异地得续,由此引出今日川浙两地的史诗对话,亦可谓奇缘也。
二十七年前,50代诗人兼评论家徐敬亚曾在其著作《崛起的诗群》2.0版“圭臬之死”中指称“另一部份朦胧诗人仍企图固守和强化自己的优势。骆耕野主张诗的入世、民族史诗,”(1989同济大学出版社154p-155p),作为他宣判包括“民族史诗”在內的朦胧诗“圭臬已死”的主要引证之一。尽管,《今天》主笔江河1981年在《诗刊》青春诗会宣称"我的理想是写出史诗"曾语惊四座,然1986之后,国内先锋诗人及先锋评论家其实对史诗写作身份及史诗话题皆唯恐避之不及,即便曾有过史诗主张且卓有成效者亦赶忙与史诗撇清关系,为此,我索性将不合时宜的《再生》“后记”冠以《史诗和民族魂》之名发表于1989《诗刊》“未名诗人”上,通过公开的身份确认以澄清本来面目。未曾想到的是,从那時到现在时近三十年,史诗的话题和实践竟然又被像孙谦、向以鲜、螻冢这样一小撮野心勃勃的草根诗人重提,感叹之余,蹦出脑海的第一个词便是“史诗的复辟”。
根据孙谦提议,在制作《再生》电子版文本的过程中,八十年代的记忆忽又闪回,诗歌热忱复燃,为此,我建议作一次史诗对话,并将对话冠名为:“史诗的复辟”,一是突出“中国现代史诗对话”的时间节点,二有更自由的包容与生发空间,三可降低论说的阅读门坎,得孙谦允诺。

二、中国现代心灵史诗《再生》(配图加注电子版)
(单例:见附件/载于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诗人丛书”骆耕野专集)

三、由《再生》导引的中国现代史诗论说:
论说一、骆耕野:【再生】后记《史诗和民族魂》
的确,我曾经说过:我的理想是以史诗方式昭示民族魂。我当然明白,立下这样的誓愿,无异于对伟大的冒犯。但我不准备忏悔。因为做出这样艰难抉择绝非仅仅取决于我的个人意志。这部诗集,则正是这一漫长抉择过程的部分轨迹。
我看重诗作的内蕴,看重创作主体的真实性,特别是处在这个没有真诚也可以漫天发诗的时代。我坚信,一切语言的艺术都是陈述的艺术,但“伟大来自事实而不是事实的陈述”。既然史诗是个人的精神产品,史诗的诞生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层次和境界,换言之,没有创作主体的丰富和统一就没有史诗的丰富和统一。为此,有必要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解释我的史诗抉择。
我并不属于那种从小就胸怀大志的人。我也有过敏感而脆弱的年龄。在那个自我发展和个人尊严被不断剥夺的年代里,虽然也曾一再地经历失望,但是,宿命和偶像崇拜却使我长久地习惯于祈望伟人的拯救,习惯于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清除个性。至于人生的抱负和使命,即使私下想想也会觉得是亵渎神圣。也许,正是这种卑微祈望与严酷现实构成的近乎愚顽的理想冲突,开始启动我的反思与内省。尽管我们曾为此付出高代价,我却坚信有没有过最初的纯真,意味着世界是否敞开给了他以感受和理解力,正是自身的经历,使我懂得了民族的经历;正是个人与民族命运与历史环境的尖锐冲突,使我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命运的一致性;正是理想和祈望的幻灭,神的崩塌,才使我重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重新去认识民族的传统、追求和人格理想,重新去思考和抉择自我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责任。
如果说,每一代人对于他们归属的民族精神——个性的成长历史,都负有那个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那么,这个民族在中国近代精神发展史上的这次重大反省,则正是以我们这代人的自我反省和复归来开始的。由于我们恰巧处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口,因而,民族在其整个精神上的种种危机和冲突,都几乎以某种戏剧性的浓缩形式,集中地再现于我们的经历之中。很多梦想、探求、发见和征服,很多耻辱、困惑、挫败和挑战,我们“望星空”为祖国屡发“天问”,“登幽州台”置身民族的严峻处境,无数次的破碎、死亡,无数次的整合、再生,以至寻常境况下难于理解的事物,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彻悟的问题,在我们某段曲折的经历中就已包容。人类的重大精神现象和复杂心理行为,仅仅凭着切身的体验我们就得以领悟,因此,可以说我们自身就是民族精神的一只重要锁孔。全部的文明,“五.四”和”四.五”没有彻底完成的历史反省,在今天,需要和有希望通过我们来彻底完成。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能否真正意识到这点是至关重大的,强调我们得天独厚的历史优势就是强调希望与责任,除非我们这个民族完全丧失了进去意识和自我修复能力;除非我们甘愿以荒诞的自虐来加剧民族在其难产时期的痛苦,否则,我们就无权拒绝这一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无权拒绝以深重苦难为代价的世代祖先遗赠给我们的历史机缘和福惠;无权拒绝我们置身其间的艰难时世赋予的不可推委的历史职责和使命。而这一切的一切,恰恰使我们得以锲入时代精神和民族的深层意识,把民族精神熔铸于主体意识之中,从而为史诗创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奠定了史诗要求的内在基础。
谈到史诗的主体真实,我们就无法回避时尚所嗤之以鼻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某些以前卫艺术家自诩的人眼里,凡有此类主义之嫌的作品就是伪作或赝品,必得逐出纯粹的和现代的艺术之门。我个人认为,这种极端见解的形成,与中国现实——民族心理的历史二歧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面对现实,一方面难产的社会变革和自我精神困境,使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历史作用,要把握历史机会,促进危机转化,就需要从本民族中产生一大批伟人和英雄;另一方面,吃尽个人迷信苦头的中国人,又急需回到人的基点上,从每个普通人的自我复归做起,才能完成民族的普遍觉醒。也许,正由于后者形成的某种逆反心理,使持上述极端见解的人偏执一端,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相反,自我创造的实践,正是把这种历史二歧性转化为有机统一性的能动手段。历史告诉我们,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都将是一次自我的新抉择,一次自我——民族精神的重新整合。就个人的主体而言,可以说没有自我的复归、就没有自我更新的发动源;没有英雄主义的人格理想、自我创造就会失去目标和榜样,而两者的有机统一则意味着创作主体的丰满和真实,因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格理想不是对普通人性的压制和泯灭,而是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普通人性,倒是盲目的逆反心理,则属于自觉的文学需要坚决批判抵制的非理性倾向和畸形心理。
毋庸置疑,我们可谓生逢其时,因为我们拥有史诗创作的历史条件和主体条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筛选、构架和陈述的技巧,是我们能否深入体验、把握和展现这无比珍贵的精神宝藏。史诗当然是以体现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为宗旨,但却必须经由创作主体熔铸和升华为个体整一的史诗意识,民族魂这一客观抽象物才能通过创作主体进入史诗之中。因此,原始史诗提供的经典规范在今天已不再适用,史诗的创作主体,已不再是隐退幕后的客观叙述人;而是自我表现的前台主人公。为了从总体上宏观上去把握民族的内心历程,则需要对庞杂多蔓的个人化体验重新进行筛选整合,转化为艺术的体验,经过整合并放置于多种象征背景之上的自我,已不再是主体的原本自我。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的袖珍形态,它既不属于现在时态的客观世界;也不属于现在时态的主观世界,而只属于诗的世界。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的散文式观照方式和不适宜艺术表现的宗教观点,使其不能产生史诗,而且,就世界而言,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以为,曾经限制过中国史诗产生的种种历史局限,也已随着民族不断深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随着东西方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移植而打破,史诗的原始模式当然不是唯一模式,更不是最终和最佳模式,史诗的历史证明它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史诗必须首先是诗,需要和必须从原始的综合性体裁特征中净化出来。现代史诗将不再属于叙事文学而理应只属于诗的体裁。在诗的疆域内,历史在不断更新史诗内蕴的同时也将不断更新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现代史诗是否诞生就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民族和时代的意志;不是诗人的好大喜功而是史诗在召唤着它的创造者和殉道士。
当前,我国的文学艺术正在朝着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健康局面发展,但是,文学史同时又提醒我们,不同的时代自有不同的文学倾向,文学的多元化局面并不会掩盖和取代那个时代应有的主流文化,除非它的时代已心智迷乱,丧失了文学良心。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对自我的深省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加入;对艺术的创造就是对艺术的顺应。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史诗的时代没有过去。中国现代史诗终将打破老黑格尔的预言,为华夏的民族魂造像。
作为中国现代史诗的一种试验,我个人的主张如下:
(一)使命意识是个人存在方式的自觉抉择,也是史诗创作的觉醒标志,使命意识影响着艺术触觉的指向性,促使主体跃入最佳创作心理准备状态。
(二)史诗以塑造民族的人格理想,再现民族魂为宗旨。通过多种象征背景上的自我整合,将自我创造提升到时代的制高点上,史诗模铸的人格理想,就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我——生命的最高和谐。
(三)史诗以创作主体的个人体验微底蕴。史诗型的诗人是入世的诗人,应当通过自我更新的“实践人生”来实现主体的真实性。史诗要求创作主体的层次与境界有一个艺术起点,创作主体与民族精神的对应关系必须是整体的对应关系。
(四)史诗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或隐或显得场景设置。作为主体意志和永恒的人类良知演进的宏伟背景,导致一系列心理行为的实在原由和动因,引出内心的史剧性的理想冲突。
(五)史诗以心理现实为表现对象。主体的个人化体验,经由第二自我的批评鉴赏,理性的筛选和重组,才能提升入审美范畴。同一经验系列有如魔方,存在着多种结构可能。第二自我的任务是探寻经验构架的最佳可能性。个人化体验的理性整合就是还原经验的艺术——本质真实。整合的自我只属于史诗中的自我,故它借助理性最终又超越理性。整合的技巧就是史诗的内技巧,整合而成的经验的金字塔建构就是“超理性的金字塔建构”。
(六)超理性的经验复合体以文化原型为感性的象征框架。在主体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呼应中,把个人化心理流程提升为民族——时代的心史。故为“心理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史诗的思辨意味,即通过经验的构成和象征关系得到暗示。
(七)日常用语必须转化成史诗形式的感性建构材料,才能作为视觉想象的表现对象,诉诸审美主体的感受力。史诗内蕴的一个层次,一个经验构架方式,一段冲突的戏剧氛围,自身很可能就包含了几种语言形式。故史诗既受制于外形式,其内在形式对外形式也有一种潜规定性。史诗形式的完成是一个匠艺过程,在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对种种假设结果进行客观的鉴赏与调整。史诗只有依靠诗的行列,才能最终排除这一宏伟体裁造成的“无尽的行列的危险”。
(八)史诗一旦产生,则自成一个独立于主体世界的自足性经验循环系统。在审美体验中,史诗的灵魂向导不在是古典式的被假托的某个神或高贵的人物。而是循环系统内部的经验内的趋力,审美主体的片段和散乱的经验,被卷入该循环系统之后,就会被无形的内趋力引入寻常境况下难以企及的高峰体验。故史诗通过自觉觉他的创作—审美途径,为审美主体的自我关照,抉择和价值取向提供直观的参照系。从而实现了史诗艺术的客观功利性。
在这部诗集里,收入了我从事诗歌创作以来的主要作品。尽管驳杂,却载录了自我的不断调整和重组;尽管多变,却万变不离其宗地体现了我的入世性质。是我内心历程的诗踪。而“再生”一诗,则是我史诗追求的第一次实践,是实践自我抉择、迈向史诗圣殿的第一座里程碑。所以,我愿以此为我整部诗集的命名。当然,我也曾迷恋过李煜和李贺、泰戈尔和普希金,写过梦呓和感伤的诗歌,可惜那些诗稿,在辗转的知青生涯中已经散失。
黑格尔曾把史诗比拟为“一个民族的圣经”。
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很多人都在从事着这个开始,都在加入这个朝圣者的行列。
这就是吉兆,中国现代史诗是否产生并不重要,中国现代史诗的产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我记起祖先的名言,“知其不可为而知之”,这是我与祖先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都将是值得的。
(载于1989年《诗刊》“未名诗人”下半年号)
1986年初夏写于北京建外,1987年修订与成都西二道

论说二、孙谦:《与规约并行的现代史诗创作》
最能彰显诗歌创作个性化特质的当是长诗和史诗,它来不得半点虚假,是对诗人内在能量、思想格局,精神气象、架构能力和写作耐力的考验。
纵观现代史诗先行者骆耕野的史诗《再生》,饱满而坚实,有着不容忽视的运思内力,也是他长久思考的结晶。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为现代史诗的试验性质提出了八个主张,使得文本与观念相得益彰。这些主张为现代史诗的质化提供了一个高规格的约定,而他的文本或许就是在这个约定下的创造结晶。
当然,每一个有现代史诗创作企图的诗人或许都会设立一个相应的约定,使文本在相对理性的程式中运作,只是诗歌写作的常规受灵感的导引往往会逸出制约,而产生出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自己就写作过三部长诗,{我不敢称其为史诗,因为它并没有史诗所称的那种能量}就是完全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导引的状态下产生的,是意识行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结果。现在我想仿照骆耕野的方式,也为现代史诗的创作理出八条建议,与他共勉,或者就是对自己过往创作的总结。
但是,我还是怀疑,现代史诗的创作能在一个理念性的规约下运作产生吗?
一,首先史诗是一个诗人心灵内在的诉求,并祈望在这种诉求中获得一个相应的尺度。而史诗写作的原创力,智力、感知力和韧性正适应这种内应力。并且,发现自己对语言有了这种信赖,一种圆熟性的信赖。
二、史诗以领悟启示为前提,它是史诗最初的动因,以自身感知的启示打通通往秘密花园的小径。倘若一部史诗的写作在其形式上是可信的,它必然打通一条幽黯的精神通道,诗人的意识人格在这里被确认。
三、史诗必然出于对自身的背景、境遇的打量来考察外在世界的状况,将关于人的思考,人与历史的思考,人与文化的思考和人与宇宙的思考纳入到整体架构中来,在心灵感知、精神道路和文化反思中构筑全方位的格局,这种格局是内在全息,外在映射的,犹如一片恢弘建筑的采光构件,折射全方位的光芒和色泽。史诗的形式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史诗内在的标准体现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本体意义的构成。
四、 构想和语言之间的相互推动,形成史诗写作的内驱力。当以最大的可能发现能够有效运载思想的新信息和新意象,使更多粘合本质的象征浮现出来。但它绝不是知识浓缩的展示,也不是智性的表演。要确认潜意识向显意识渗透的界限,以免潜意识的唐突介入影响到写作的整体向度。如诗的整体以潜意识为主导,则另当别论。
五、在现时代史诗不再以民族精神和时代心史为代言者的境况下,史诗仍须寻找其担当的可能,这是史诗的使命所在。史诗必须以维系最基本的诗性良知为己任,受诗性良知导引的意识主体,当在维系最基本的天理人伦中把握方向。生与死的恐惧,存在与虚无的辩证,爱与恨的纠葛,真与假的辨识,时间与永恒的困惑,此间原型和主题导入的心理状态为史诗的本源素材,它们相互牵涉、冲突、制约,融合构成史诗的良性循环系统和生态系统。
六、史诗的审美构成,以个人经验和体悟的连贯性来界定。视觉形象,音乐节奏和感官印象的引进导致通感的运作,它们在诗中产生互补作用,语言的无穷联想也由此生成,史诗的可行性实验一直处在这个过程中。而抽象的哲理、思辨,冥想、直觉的介入,当在诗歌的律动中赋予天籁的灵动,而非僵硬的理念。
七、史诗自身的饱和、坚实,为其所构造的一切语言提供充足的空隙,为阅读和互动,同时也为随时修正自身开辟空间。其再生功能就在于它从不为任何事物设定答案,它只是在犹疑和试探中提出问题,或者为感悟提供契机。
八、由于形式在思想中的建立,由于心灵现象在视野中的架构,史诗自在的饱满与丰盈是人的精神独立性和个性化的体现,由是史诗的本质属性必然是不可复制的。通过种种综合因素的考量,史诗的创造性特征,并不与其它类型的诗歌通约。

四、《“史诗的复辟”——由史诗【再生】导引的有关中国现代史诗的对话》目录:
一、缘起:
按语一:孙谦说
按语二:骆耕野说

二、中国现代史诗的复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脉络上探讨中国现代史诗
1,现代史诗以独立的思考,详细的审视和高度的构成,所生成的质感、质素、质心、质询、质直所在。
2,史诗从古代的叙事结构向现代心灵结构的转化,心灵史诗样态,特征。
3,不能忽略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脉络

三、界定史诗,《再生》的自界定:
1,整个现代诗歌写作在被命名界域中实践着
2,怎么来界定史诗的命名:《再生》的史诗性质定性,因何称自己的文本为“史诗”?
3,建议展开对话时,不再沿用欠缺学术性的借用名或被命名,将朦胧诗改称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诗歌,新诗潮改称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后朦胧诗改称60代学院派诗歌

四、创作主体----史诗是个人的精神产品
1,一系列史诗创作也构成了诗歌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2,创作主体----史诗是个人的精神产品
3,或者是他者的影响?或者是时代漩涡的卷裹?

五、时空交集的节点: 新诗百年,文革五十年,中国现代史诗写作三十年
1,时空交集的节点: 新诗百年,文革五十年,中国现代史诗写作三十年
2,就新诗的脉络所延及的现代史诗的产生,再做一个相应的梳理?

六、《再生》创作的背景,以及创作期间所经历的具体事件?
1,1986年: 一系列史诗作品基本完成
2,《再生》创作背景,过程,以及创作期间所经历的具体事件和一些相应的情境:几个时间点上的巧合
3,《再生》在精神气质上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七、诗歌理论与创作对位阐释、梳理极不对称的状况:
1,新诗潮以来, 诗歌理论与创作对位阐释、梳理极不对称: 诗歌创作的饱和和诗歌理论的干瘪
2,种种历史线索和纵深的源头关系没有得到追溯和厘清
3,重要的文本被忽略和冷落

八、新诗潮时期的一个特点:“自己抛出去”
1,新诗潮时期的一个特点
2,回忆当时对史诗持有说法的人{包括肯定和否定史诗的人}
3,把自己抛出去的写作,我的理解一点就是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再就是,语言意义上的抛出,
4,新思潮,新动向对于史诗的促生的背景{其中包括社会思考,生命感应,诗歌见解、艺术表现}

九、政治抒情诗人标签与心理拒否和排斥:
1,因《不满》被打上的政治抒情诗人标签,隔断了人们对《再生》的阅读、审视
2,《再生》虽起因于四五事件,但在诗思的展开中已经向着我们文化和历史的内里审视和剖析,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立刻就会被人从心理上拒否和排斥,
3,在朋友的诗歌论坛上重点推出《再生》,被好心地暂缓,《再生》的冲击力不减,可见意识形态阴影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之重。

十、诗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在现代史诗中是一种必然的关联吗?
1,《再生》在史诗的构成上是意识形态的,在大多数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由于极权政治的灌输,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都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
2,诗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在现代史诗中是一种必然的关联吗?

十一、对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往往会被认为是不纯的表现
1,《再生》并不避讳对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但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不纯的表现。
2,为何想到要把那些没有承担精神的诗人逐出诗坛?
3,假如有人定义你的作品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怎样看待这种界定?

十二、中国现代心灵史诗的主场景设置、戏剧元素、仪式感、行为象征:
1,《再生》把发生地放到天安门广场,由内向外的诉求是历史文化和社会性的,同时诗人亦有藉助诗歌得以超脱的意向,留下的痕迹线索必然是入世的走向。
2,当诗性直觉抵达某个临界点时,某种类似预言或谶语的东西就会在诗歌中出现。
3,《再生》这个诗歌文本与六四事件,有着某种命定的,或偶然的联系吗?
4,《再生》这个诗歌文本与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其它类似事件,有着某种命定的,或偶然的联系吗?

十三、《再生》由其命名导入了宗教感,而触点是四五运动,是证据和语言安排下的结果吗?
1,《再生》由其命名导入了宗教感,是与作品内在的气质相协调的,作品的名称是否受到但丁的影响,或是转用?
2,任何一首真正的诗歌的写作都有着一个不可忽略的触发点,长诗或史诗就更是如此
3,死而复生,向死而生,《再生》想以诗思来揭示“再生”的实质。当诗人求助于宗教的语境时,便是证据和语言安排下的结果?
4,《再生》的触点是四五运动,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为何运动总是会带给人某种触电,或充电的感觉?

十四、《再生》提示的民族境遇和个人遭际的同时性,已被凝结为一个庄重的象征
1,在悲哀的个人心史的编写中溶进了对于民族心史的反思与再造
2,属于个人对时代的期许——未能实现的愿景的悲愤,又看到了悲愤的背面,一代人实现历史使命的愿望,终归落空?
3,《再生》提示的民族境遇和个人遭际的同时性,已被凝结为一个庄重的象征。
4,悲剧的所在就是在双重的纠结从没有分解开来时,语言的展示和这个象征就一起回到了诗人自身的存在——一个搏斗者、奋争者的形象。

十五、现代史诗的出场,与时代与历史联系的内在线索是什么?
1,真正的传统已经像青花瓷器般地碎裂,诗人们在反传统的路上与传统相遇
2,传统和历史在赐予新的契机的同时,也给自己肩上压上了沉重的负担
3,现代史诗的出场,与时代与历史联系的内在线索是什么?

十六、八十年代的启蒙主题乃是文化五四主题的继续,“否定五四和八十年代就是文化大倒退“

1,八十年代的启蒙主题乃是文化五四主题的继续,“否定五四和八十年代就是文化大倒退“
2,八十年代凸显了现代诗创作的倾向——向历史的倾斜,同时也昭示了诗歌创作朝自身内在规律发展的路向,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诗人之思,应在何处凝注归复的所在?

十七、何包括一些著名的诗论家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读不懂《再生》?
1,为何包括一些著名的诗论家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读不懂《再生》?
2,从文本生成的有效性来认定,《再生》的独一无二性就是它是一个既有作品文本,又有观念文本的存在
3,《再生》是在觉知的清醒和文字意象的混沌中实现自己的表达,形式与内容的充盈,就是一种死亡练习的过程,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亡练习。

十八、我理解的”一个人的文明“,就是个体生命在其时代文明运作中的时态动态和动态的表现
1,我理解的”一个人的文明“,就是个体生命在其时代文明运作中的时态动态和动态的表现,
2,诗学的总体对于具体的诗人来说,就是他的文本和人格的相加

十九、《再生》或是一个被人长久忽略的文本,您是如何看待的?
1,《再生》或是一个被人长久忽略的文本,您是如何看待的?

二十、《再生》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声音,所涉及的话语转换与诗艺与伦理的重合
1,《再生》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声音,所涉及的话语转换,使得诗艺与精神伦理重合。
2,史诗在想象力中交换量级的所在,是否会因为这种过度负重,反而导致某种削弱乃至疏离?
3,诗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在现代诗中,是一种必然的关联吗?

二十一、《再生》在文明衰败思考中获得再生的冲动,也即诗歌写作最大潜在性的可能
1,八十年代以来,以中国远古神话原型为依据的创作与西方史诗创作都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我们称其为寻根,而西方则称其为原型诱惑
2,《再生》则是关于在文明衰败思考中获得再生的冲动,它也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也即诗歌写作最大潜在性的可能。
3,是否还有什么当时的史诗文本逸出我的视野?

二十二、作品有效性不在读者的好恶,而在人类的“生理学的所有特征”和社会的“人类学的事实”,
1,界定作品有效性不是以读者的好恶取决的,而是依照最基本的人的社会存在形态,在“生理学的所有特征”和“人类学的事实”,
2,这部作品所进行的专注而动情的思考,在个人内在机制和社会外在机制中联动的作用是有效的,《再生》是那个思想激烈搏斗时代的当之无愧的代言者。
3在诗歌现场无限混乱的境况下,许多无效文本被反复解读,而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文本又被长久冷落。格仁拜因的写作有效说,是我们放弃盲从和迷信的依据{打进文本,互动互补式批评和借用文本自我发挥等}
4,所有批评如果不愿停留在平淡而冲和的专制上,就必须拼打到人类学的事实为止,为了最终得到一些明智而合理的东西

二十三、一代青年苦闷、彷徨、思索、抗争、奋进的心路历程,这是具有史诗意义的”
1,“在前八年的新诗潮创作中,弃了“神话”面具的“自我”和人性也因这血的渗涌而复归”
2,”一代青年苦闷、彷徨、思索、抗争、奋进的心路历程,这是具有史诗意义的”
3,”整体性的象征结构,通感,感觉变形、时空交错、意象的自由叠加和大距离跳跃······一系列富于现代精神的表现手法,给新诗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骚动。”
4,求索、多思时期的诗人创作本身就“具有史诗意义”这个界定,无形中内化了史诗出场的必然性

二十四、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再生”,一直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吗?
1,《再生》中冲突,血腥死亡的东西亦充满其间,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再生”,一直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吗?
2,诗歌也在思考这样的困局,诗歌有必要介入这种思考吗?
3,如果我们全体诗人都抛开了这种思考,是否写诗就是无用的,甚或有罪的?
4,《再生》整体的哀歌的调性,是受意志左右,还是受潜意识的,或者先验的意识的引导?

二十五、心灵能量的接应和回响以一个“响亮的定型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了实际上的整体体例
1,但丁为《再生》的整体诗思担纲张目,同时呼应了屈原的古典形式,产生出一个古典情结与现代精神的衔接,
2,心灵能量的接应和回响以一个“响亮的定型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了实际上的整体体例
3,汉语的象形特征,以及诗歌意象生成的特征作用于视觉的诗歌,必然需要视觉的联接和提升,生发通感
4,通感显示了语言伦理超越的一面,而语言的抒情特质,是打通通感之壁的最有力的工具,一经打通它就打上了自洽自由的烙印。

十六、《再生》语境始终围绕着现代的基本脉络,外在的节奏变化为思想的深化获得了显著的特征
1,《再生》的创作,从题材和体裁、叙述脉络的转化、语言修辞和风格上都是受到西诗显明的影响?
2,《再生》的语境所衔接的广阔的迹象和情态,始终围绕着现代的基本脉络,外在的节奏变化为思想的深化,获得了显著的特征
3,氛围分外浓厚,因为作品的标示是史诗,那么抒情的粘合是否是必须的?
4,时下里诗的创作中削减或剔除明显的抒情倾向,已成为一种趋势。

十七、是题材本身的逻辑还是创作本身的试验惯性影响或确立了《再生》的创作方式
1,《再生》中的隐喻:意象、象征
2,意象滚动式的连作,在意外的同时性中,获得了超常的认知意义和精神价值。
3,《再生》中的象征:身体隐喻在自己作品中的作用,
5,隐喻和象征的相关性与写作者的实际处境发生联系时,创作主体的“二岐性”把语言自身的张力自然而然的“把反抗带到表面”
6,是题材本身的动力和逻辑,导致了创作方法的选择?还是因创作本身就有的试验的惯性确定了文本构成的态势和倾向?

八、语言与生存会形成种种交叠互映,这既是诗歌的优越,又是诗歌的缺点
1,语言与我们的生存往往会形成种种交叠互映,这既是诗歌的优越,又是诗歌的缺点。
2、语言过分的即时性,情绪化和现场感,会影响诗歌的深度和高度,而语言的过度内化、经由太多的转折或修饰,又会削弱诗歌的质感。
3、语言在何处能够找到一个恰切的尺度,有一个适配于每个个性化写作的尺度吗?

十九、八十年代的那波精神启蒙运动,诗歌或文学所包含的启蒙的本意,究竟能被多少人理解?
1,八十年代的新思潮说到底还是一次精神启蒙运动,诗歌或文学所包含的启蒙的本意,究竟能被多少人理解?
2,冷漠的幅度是集体人唯一可能的感情状态,除了“集体人的力量”没有其它解释史诗的方式。“集体人的力量”给予史诗生发的动能,同时“集体人的力量”也是史诗的坟墓。{插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之说}
3,既然诗人文人都对大众不报希望,那么现代开始的史诗的启蒙,我对它又能有多少预期呢?

三十、中国民族史诗的空白,总是被中国人引为巨大的憾事,
1,中国民族史诗的空白,总是被中国人引为巨大的憾事。
2,史诗的写作让史以何种方式来入诗?与历史的交流、理解和超越,以锲入现代性,使史诗的历史感、忧患感和使命感凸现出来,
3,多元多向性的诗学,替代了传统的求道的诗学,标注为史诗的文本,实际的状况是完全个性化的史诗写作,已经将传统史诗的概念——英雄情结、民族原始精神的追溯消解掉了。
4、现代史诗的诉求是在民族性与普世性,古典性与现代性,自我性与传统性的碰撞、扭结、交合中的一种诗学实践。

三十一、代史诗的作者似乎有返身重塑民族精魂的企图,史诗的时代没有过去
1,史诗是一个民族先民文化、历史根源,原始民族精神的基础,而古中国则在史诗的序列中缺席。
2,黑格尔认为中国史诗的缺席是:“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
3, 在西方人自我标榜的原始史诗之外的东方,是否也产生过史诗?
4,现代史诗的作者似乎有返身重塑民族精魂的企图,于是诗与史的相遇重合亦是必然的情势,史诗的时代没有过去。

三十二、《再生》有着极强的实验的性质,现代诗实验性的品性,
1,《再生》的仪式化特征,也提供了结构、秩序和魅力具体可感的关联。
2,结构就是思想,勾画出一个诗思者心灵思考的全部过程和经验,思想和结构的联姻形成了诗歌本身。
3,诗歌是在逻辑与体验的边缘、亦在理性与感知的边缘衍生,在语言藉以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时,是一种自洽的状态。

三十三、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与您一样抱持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中,大概绝大多数都更弦易辙了,只有您依然故我?
1,骆哥从诗人向艺术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身份转化,所操持的都是一种社会良知的思考、担当,处处弥散着忧国忧民的意识。它所贯穿的其实就是个人生命即命运的因果链。
2,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与骆哥一样抱持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中,大概绝大多数都更弦易辙了,只有你依然故我,你以为这是个人气质的缘故,生活经历的原因,抑或是其它的原因?

三十四、以心灵走向为摹本的史诗,从你们那个创作时代就发端了,
1,以心灵走向为摹本的史诗,从你们那个创作时代就发端了,

三十五、个性化的特质是现代史诗最显著的特点,它在表达社会生活在个人内心生活的折射中,获得自己的发言权。
2,个性化的特质是现代史诗最显著的特点,它在表达社会生活在个人内心生活的折射中,获得自己的发言权。
3、个性化超鹜于时髦的漩涡,体现为自我判断和选择的执着
4、个性化是具体诗人实际处境的选择,每一个个性化的诗人都是有限的,他受制与文化、意识、时间、处境和偶然性因素。

三十六、我想仿照骆哥的方式,也为现代史诗的创作理出八条建议,与骆哥共勉,或者就是对自己过往创作的总结。
1,骆哥为现代史诗的试验性质提出了八个主张,必然为现代史诗的质化是一个高规格的约定,
2,仿照骆哥的方式,也为现代史诗的创作理出八条建议,与骆哥共勉,或者就是对自己过往创作的总结。

结束语:孙谦
由中国诗坛的现象来看,近年来不断有鸿篇巨作的出笼,种种迹象表明,史诗创作的大门并不像某些大人物说的那样早已关闭了,恰恰是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中,史诗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不同类型的史诗,以诗歌的巨型建筑保留了我们存在的最基本样态,包括事物、世象本身和其隐身的镜像、象征体系,它们经过心灵印证的存在。人类的文化的样态,必定要与现代世界的丰富性相匹配,而史诗的博大精深的建筑,是人类青春活力向着成熟的高深的再次激发。值得珍视的是,我们自己在耳顺之年尚执念于史诗,并期待一种镜窥和鸟瞰的可能。
五、《“史诗的复辟”——由史诗【再生】导引的有关中国现代史诗的对话》
加注
孙谦认为,”【再生】的起因是1976年的四五事件,而作品的完成是1986年,中间相隔整十年,而作品构思于1979年,出版于1989年7月,也是整十年的时间。今年是新诗百年和文革五十年纪念的节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诗写作三十年{从杨炼、江河和骆哥的《再生》的时间点来说}的纪念,可说是一个时空交集的节点”,为因应这个巧合点我俩曾相约在年内截稿刊发,孙谦10即已截稿,我则因筹备(我的)雕塑展而失信,现在只能先发表诗作和部份对话,以示对这个特别年份的纪念。
在此特别感谢《天铎诗歌网》主编,诗人兼艺术家蝼冢的支持,使本文得以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国唯一的长诗、大诗、史诗民间网站(《诗生话》网传)与读者相见。余稿明年续发。

(未完待继)。
孙谦:骆耕野
2016年12月30日:义乌----成都

由于非马美术馆公众微信号每天限传一个篇目,故两地对话文本及作品文本须分两期跨年刊载,2016.12.31.刊载单列的作品文本,2017年元旦续两地对话文本,特告。

2017年1月1日-成都

发表于 2017-1-3 15:23: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与兄长互文道谊:


                                                               唯吾独尊


     禅宗高僧精神的最高境界:唯吾独尊!唯吾独尊:唯我独尊。唯吾独尊即禅宗精神的最高境界。唯我即唯心。唯我即唯我心灵的直觉意识为我(人)的唯一感知与认知、真理,唯心灵的自我感知意识唯我此刻活体的具有生命精神存在意识的心灵感知为我的第一感知第一觉知第一觉力,人的(我所具的肉身)置于宇宙自然界的心灵意识为我的第一存在感,意识觉知为第一境,这种感性(觉知)即为人超越任何即存观念所不可更改的人所禀赋的人类本性的心灵灵视的存在感觉感知,因为人与宇宙自然界乃为神圣一体之共存意识永不可篡改的生命本性精神意识,人的本性精神意识乃人类共存的精神基因意识,乃为被崇高智慧创塑生命与意识时所赋予的本性本我本尊的神性意识(传道即指高僧以其觉力赋予道徒众生直觉意识,以精神意念召唤凝聚人类心灵共存于心灵与时空的本性基因精神,凝聚道徒心灵的本性精神意识使人类回归于神圣意识的自然场域中,获得遵循普世信仰为核心精神价值观的整体信仰,传道乃为匡塑人性及现世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人类的生命(肉身)在宇宙无限时空时间中轮回更替,而人类众生共存的本性精神基因意识乃共生共息于宇宙无限精神意念的场域(道场),人类众生的精神共生性驱使人类的精神本性意识追寻凝聚于神圣的自然信仰,此乃为人的存在信仰。神性意识即人具有与自然宇宙同生同息的永恒的神圣神性意识,神性意识乃永远伴随生命与肉身俱存的生命意识,(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集休整体无信仰导致人性精神意识分裂于信仰意识,或无信仰,无信仰乃为人类精神黑暗时代,精神黑暗乃现世众生(民族与时代)真正的苦难受难,践行大道乃为道义与使命!人类众生对生命与精神最崇高意义的追寻应建立在追寻自我信仰与建立个人崇高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时代思想家的一切自觉与行动乃当建立在解放全人类和推动现世建立整体社会普世信仰为核心精神价值观的整体社会理念的崇高信仰与使命中,乃为真正的践行人生践行大道。)唯吾独尊乃指吾心灵之灵视乃端正于天地大道之中心,端正于人类众生与宇宙无限时间与空间,灵视万物,俯视苍生,唯此宇宙之心承载道义,匡扶文明,乃担使命。吾心即为宇宙,宇宙即为吾心!









释道:

唯吾独尊乃启世:我作为存在于宇宙自然界无限时间中的生命,我的生命与意识来自于最崇高的神圣智慧的创造与赋予,我的生命乃存在生息于宇宙无限时间的存在中,我来自于神圣存在于神圣意识中,我的本性承载于此,我的神圣也来自于我存在于众生中,我体悟众生的苦难而传播大道,解脱众生的苦难与困厄,赋予众生光明与信仰。

唯吾独尊:吾:我、个体、众生。宇宙的创生意识即宇宙意识(爱.统一!)乃为创立人类文明整体社会信仰与整体社会遵循普世信仰为核心精神价值观的整体社会文明理念,宇宙意识乃促进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遵循普世信仰为核心精神价值观的全球化文明社会。                                                                                                                                                      

                                                                                                                                              公元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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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08:46: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没有自己的史诗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所有的史诗都是世界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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